徐宝山原本就是正宗青帮的首领，是比“大”字辈还要高一辈分的“礼”字辈成员，所以在帮派之中有一定的声望。正当他谋划整编青帮部众事项的时候，正赶上洪门的首领任春山联合会中，准备发展组织之时。青帮和洪帮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帮会，但是自从青帮独立出洪门，打着“安清”的旗号自立山头之后，以“反清复明”为目标的洪门就视青帮为叛徒，为此两派之间摩擦、冲突不断。徐宝山一直想要化解这段仇恨，于是约任春山在泰州城里密会，结果二人都有联合势力、大展宏图之意向，于是一拍即合并结为异姓兄弟，互相加入对方帮会，开始公开合作，共立山头“春宝山”。自然徐宝山的部众都成了洪门兄弟，而此次青洪合作算是顺利达成。
这次徐宝山促成的两支帮会势力合流，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长远策略。首先，他利用洪门严明的纪律来约束青帮成员散漫自由的习惯，提高了队伍的组织效率；其次，加入洪门，势力扩大，战斗人员数量大增，而且当时清政府正四下围剿帮会势力，江北帮由“安清”的青帮加入了“反清”的洪门，成为清政府追查严惩的对象，使成员压力倍增，失去了散逃回乡的退路，于是不得不重整军纪，奋勇作战，增强势力；再次，徐宝山与任春山结拜为兄弟，共立山头，使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豪杰，再加上他工于心计，善待贤良，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权力集团，为日后徐宝山扫荡上海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青洪二帮联合，可算是惊世骇俗之举，合作之初还有人反对抵触，但是随着情势的变化，需要双方共同应对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相互联合既扩大了两派的势力和影响力，减少了双方之间的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又都增强了对清政府的抵御能力，可算是互利互惠的重大举措，所以到后来深入人心，为两派成员所欢迎。而且这项功劳被记在了青帮头目徐宝山的身上，他借此名声大振，口碑远播，这也为他以后施展壮志、迈向成功奠定了基础。
趁着青洪联合之际，徐宝山不仅利用两帮来壮大、提高队伍，而且还采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他采用孝义当先、恩威并用的手法，有时效仿宋江，既重兄弟，又忍痛“大义灭亲”；有时又平易近人、出手大方，众徒有难，不分年龄尊卑，他定当全力相助。这种做法使广大帮会成员对他感恩戴德，甘为其鞍前马后劳碌奔波者更不在少数。渐渐地，不仅是青帮成员，就连一部分洪门的兄弟也被他招揽在身边，徐宝山在“春宝山”成为了掌控全局的领头人物。
在帮会内独揽大权之后，他并没有就此孤傲自满，而是开始着手改变帮会的盗匪形象，对贫苦百姓广施恩德，在苏北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实力雄厚的一方霸主。此时，靠着“青洪联合”起家的徐宝山此时已经不需要再仰仗洪门的势力，而是变成了号令苏北地区各个帮会的王者，这自然引起了洪门任春山和他部下的不满，再加上青洪两帮在历史上本就仇恨甚深，时间一长，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徐宝山认为现在青帮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不需要再受洪门的牵制，而且洪门毕竟还有一定的势力，再与之纠缠在一起，恐怕夜长梦多。于是徐宝山借助清廷的招安，并且联合清政府镇压异邦、追剿盐枭的行动，排挤打压洪帮，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自此，青帮与洪门之间再次剑拔弩张，双方的情谊暂时告一段落。
民国初年，青帮和洪门都开始以纷乱繁华的上海作为中心进行各种活动，双方在帮会竞争中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为了联合两派力量，控制上海滩各个帮会的势力，青帮与洪门迫于时局而紧密合作，共同经营各种黑暗营生，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腥风血雨。于是后来人们将民国时期的青帮和洪门统称为“青洪帮”。
3．上海滩十里洋场上的纷争
提起近代中国的帮会组织，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上海的十里洋场。当年在偌大的上海滩，各种组织、帮会可以说是上通天神，下通鬼魅，上演着一出出人间的悲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旧上海的帮派组织给中国近代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尤其是当年的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极善于周旋纵横，调解各派别政治势力间的冲突，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典范。
上海本就是东南胜地，再加上民国初年，国际往来频繁，上海成为了中西交流之路上的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环境良好，再加上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得繁华开放的上海成为了破败流离的华东地区的重镇。游民、兵勇蜂拥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青帮的两次东迁。
青帮的第一次东迁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当时漕运逐渐衰落，海运逐渐兴起，一部分失业的青帮船民看到上海的蓬勃发展，于是混迹于移民大军中，来上海寻求各种生计。其中的一些人靠着超强的适应和学习能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青帮中的头面人物，而青帮的势力也日益壮大。
第二次东迁是在青帮的重要人物徐宝山被袁世凯炸死之后，江北帮的势力衰退，许多人逐渐流入上海地区躲避政治灾难。因为上海华洋杂处的社会状况和三界五地的区域划分有利于他们寻求各国庇护，而且繁华的大上海还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奢华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江北帮势力进入上海之后，由于内部成分单一，成员之间团结紧密，不像上海青帮的其他派系那样组织松散，关系错综复杂，所以他们很快在上海帮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减少了帮派间的对抗，促成了“青洪合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青洪帮”。就连当时在上海滩已经有了相当的势力的黄金荣也甘拜下风，主动投拜徐宝山昔日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可以说，如果没有青帮的两次东迁，就不会有后来上海青帮的繁荣发展。当时上海“大”字辈的师父拥有青帮弟子共39位，其中的38位都是从外乡移入的。
辛亥革命之后，往来上海的国民党人士增多，他们多利用帮会关系的掩护来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当时不少的国民党人本身就是青帮的成员。由此，青帮在上海的势力蒸蒸日上，并逐步控制了上海滩。是国民党军官也是青帮头目的陈其美坐镇上海，使国民党和青帮进行各项活动都有恃无恐。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陈其美被刺杀，其他党员不断遭到军警拘捕，国民党的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于是不得已，转而向势力不断扩张的黄金荣寻求庇护。蒋介石当时正蛰伏上海，为了生计四处寻找靠山，他经人介绍被引荐给了黄金荣，然后由徐福生做布道师，正式成为了黄金荣的“门生”。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就与上海青帮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孽缘”——青帮扶植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的统治，然后青帮的各个头目又充分利用政治投机不断发展自己的组织，扩充势力。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金荣可以说是头一位风云人物，坐定上海滩帮会的第一把交椅。他与当时中国的几大军阀都有密切关系，其宅邸客厅“四政厅”的墙壁上就高挂着由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人赠送的匾额和字画。更由于蒋介石等国民党首脑都曾拜在他的门下，并且受到他的资助，还与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杨虎等多位国民党军政要人结为拜把兄弟，再加上他曾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击共产党，帮助建立和稳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所以，黄金荣可算是蒋家王朝的第一大功臣。黄金荣80大寿的时候，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亲自为他拜寿，黄金荣荣耀之至，四处炫耀，可见其势力之盛。
张仁奎在当时也是能够呼风唤雨、黑白通吃的青帮巨头。他曾任通海镇守使，被授予上海将军的头衔，乐于广收门徒，使他“桃李满园”，至少有3000多位门徒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政要职，势力可谓庞大之极。山东军阀头目韩复榘及其手下的多位大将都是张仁奎的门徒。在1936年，蒋介石的“剿共”活动陷入僵局，大批军队派往前线，南京空虚。韩复榘想利用这个时机阴谋打败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十分焦急。他深知韩复榘与张仁奎的关系，于是按照青帮规矩，亲自尊请“张老太爷”出山，劝阻韩复榘不要进行内乱活动。张仁奎出马，韩复榘以及几位大将不得不表示“坚决听从张老太爷的吩咐，决不做出欺师灭祖的行为”，这才缓解了蒋介石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使他有时间撤回军队，固守南京。
黄金荣的门生，被誉为青帮“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流氓皇帝杜月笙，工于心计，处世老到圆滑，虽然在帮会内辈分不高，但是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猛如潮水，成绩显赫非凡。为了扩大势力，他也是广收门徒，招贤纳士，而且不惜重金联络奉承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或招名流党棍为门客，照料供奉，也广收上海滩的流氓地痞为门徒，与杨虎、陈希曾、戴笠等结拜为兄弟，把章士钊、杨云史等政要和名流奉为座上宾，利用手下为军统特务提供情报，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暗杀、走私、洗黑钱等黑幕行当……他不择手段地苦心钻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取代了黄金荣的地位，成为了左右社会局势，号令上海帮会，通行于军政商三界、畅游黑白双道的“上海滩第一大亨”。在1947年8月30日，杜月笙60大寿的这天，可谓是最生动地昭示了他的鼎盛和繁荣：近万名宾客大肆朝拜，好似皇帝登基大典的恢弘场面；各界名流联合给杜月笙的祝寿文上签名、题词，将其吹捧得好似圣人一般；国民党政府的院长、部长，如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章士钊等百余名头面人物络绎不绝穿梭于门庭之间；甚至蒋介石也亲笔题写了“嘉乐宜年”四个大字，并派专机将字从南京空运到上海为其祝寿。当时的广播、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杜月笙做寿的事，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四处播放，势力之盛可谓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从黄金荣在上海称雄开始，青帮大多数派系头目渐渐无视帮规，从事过许多令人不齿的行为，以各种肮脏的手段争抢地盘。从这些大亨的崛起可以看出，在那个黑道横行的纷乱时代，谁的势力大，谁的靠山硬，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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