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人才是成事的最大助力(2)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谒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不是说国中要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要有世代（与国家休戚相关）的臣子。现在大王没有亲信的臣子了，过去任用的人，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宣王说：“我怎样识别哪些人没有才干而不任用他们呢？”孟子说：“国君进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将会使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关系远的超过关系近的，对此能不慎重吗？（对于一个人）左右侍臣都说他好，还不行；大夫们都说他好，也还不行；全国的人都说他好，这才去考察他，见他确实是好，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不行，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不行，这才罢免他。左右侍臣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都说可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这才考察他，见他确实可杀，这才杀掉他。所以说，是全国的人杀掉他的。这样，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

　　南怀瑾先生认为，每一个朝代稳定之后，人才选拔上都会出现世臣巨族的门第之见，难以做到“拔识于稠人”，因此出现了很多怀才不遇的人。

　　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自古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是人才都应该选拔出来，为己所用。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认为一个国家要振兴，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在人才的选拔上，不应该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收归己用。

　　武则天是一个精于改革的皇帝，在她执政期间，想出了很多办法来发掘人才，除了通过科举考试以外，她还鼓励地方官员推荐和自荐。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出身门第，只要有才能都可以自荐。武则天为了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开创了“殿试”，亲自主持人才的选拔。

　　同时，武则天一改以往只选拔文人的弊病，开设武举科，鼓励习武之人参加，以选拔能征善战的将士。武则天一朝，人才济济，李良嗣、狄仁杰、姚崇等人都是武则天破格提拔上来的。

　　古人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人才的选拔与个人的喜好和恩怨情仇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这些蒙住双眼，就一定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所谓不拘一格，就是要打破各种束缚人才选拔的条条框框，只以才能论长短。

　　唐太宗即位时，面临的是社会动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清醒地认识到“致安之本，在于得人”，“用善人则国治，用恶人则国乱”。因此，他选拔官吏，能够比较严格地坚持以才选人、以贤任人的原则。贞观时期（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的许多重要官员中，有原秦王府（唐太宗即位前封秦王）的旧属，也有从下层破格提拔上来的百姓；有隋朝的旧臣和敌方的降将，也有曾追随太子李建成反对过唐太宗的人。

　　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隋朝旧臣裴矩，虽然跟着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但本人颇有才能，唐太宗扬其所长，让他继续做官，使裴矩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臣魏征从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争斗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及早杀掉李世民。然而，知人善任的唐太宗发现魏征耿直忠诚，又有出色的政治才干，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非常信任倚重，和他“上下同心”，关系“有同鱼水”。

　　身为领导，就要做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选拔人才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一条又一条的要求使得很多人才失去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一边是很多单位和组织大叹人才难求，一边是很多人才难以迈过各种门槛。那些条条框框成为阻碍伯乐和千里马见面的机会。

　　连我们的先辈都知道选拔人才的时候不能拘泥于成规，应该广泛选拔，为什么到了现代，反而生出了那么多的条件？也许是现代教育的普及，使得人才遍地开花，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因此，单位不再担心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条件越提越高。但是，为何在这种人才过剩的年代，很多单位还是不能招到满意的人才呢？原因很简单，那些条件设置得并不科学，那些条件虽然挡住了一批鱼目混珠者，同时也挡住了一些真正的人才。既然是个选拔的过程，就应该给予更多人机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将要求降低至适当的位置。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既是给别人机会，同时也是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知人善任，人人皆为我所用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谒见齐宣王，说：“建筑一所大房子，那一定要派主管工匠的工师去寻找大的木料。工师得到了大木料，王就高兴，认为他能够尽到他的责任。如果木匠把木料砍小了，王就会发怒，认为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有些人，从小学习一门学问，长大后便想运用实行。可是王却对他说：‘把你所学的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怎么行呢？假定王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它价值很高，也一定要请玉匠来雕琢它。可是，一说到治理国家，你却说：‘把你所学的暂时放下，听从我的话吧！’这跟您要让玉匠按照您的办法去雕琢玉石，又有什么两样呢？”

　　南怀瑾先生说：“中国过去有句俗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这句话来看，人都有不满现实的情绪，尽管学问好，本事大，卖不出去，也是枉然。而那些大老板的买主们，态度都很令人难堪，不但是讨价还价，苛求得很，有时候对知识分子就像对上门兜售的小贩一样，看也不看一眼，一挥手，一个劲儿地比着：‘去！去！去！’你把黄金当铁贱卖给他，他也不理，就是那么个味道。”

　　中国古代的文人忍受孤独寂寞，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一朝成名天下闻”，然而真正能够这样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湮没在人流之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领导者、君王不懂得知人善任。事实上，作为君王，只要不是昏庸无道，都还是希望能够多招揽人才，帮助自己治理好国家的，这样一来，自己可以轻松地赢得一个好名声。然而他们却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选拔人才。从古至今，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有很多种，但是没有哪一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可以将人才全部选拔出来，哪怕是选拔出一半也是做不到的。

　　知人善任，的确难以做到，毕竟面对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而是整个社会。但是最起码在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内，要懂得选拔人才，要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要具备识别人才的能力，将自己见到的人中的人才鉴别出来，收归己用。单一的选拔机制并不有助于人才的选拔，通过那种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都是同一类人。然而，人才是分种类和层次的，每一个人的一技之长都有可能在将来对自己有帮助。因此，我们不能以一种眼光去观察所有人，而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立多种人才标准，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都招揽过来。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爱好结交人才，凡是来投靠他的人，他都会收归自己门下。据传他门下有食客三千，这三千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才能的孟尝君让他们各尽其才，暂时没有看出才能的也给他们提供食宿。

　　有一次，孟尝君出使秦国，被秦昭王扣住，要找机会把他杀了。

　　孟尝君打听到秦昭王有一个宠爱的妃子，说话非常管用，于是就托人向她求助。妃子传话过来：“帮忙没有问题，但是条件是齐国那件举世无双的狐白裘。”孟尝君这下犯难了，那件狐裘早在来秦国的时候就已经献给秦昭王了。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说：“我可以把它拿回来。”原来那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打听到那件狐裘被秦昭王放在库房里，当天夜里就把那件狐裘从库房里偷了出来。

　　妃子见到狐裘之后很高兴，就在秦昭王面前替孟尝君说话，秦昭王答应放走孟尝君。孟尝君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准备出发。到了函谷关的时候正是半夜，不能开城门。正在孟尝君犯愁的时候。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学鸡叫，引得其他的鸡都叫了起来。守城的士兵一听鸡叫，以为天亮了，就把城门打开了。等到秦昭王派兵追赶的时候，孟尝君已经离开多时了。

　　隐身于草莽中的英雄比比皆是，贩夫走卒中也不乏人才。世间每个人的才能有大小之分，但是决无不可用之才。因此，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一定不能拘泥于现存的各种规则，将眼光锁定在某一类人群中。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也许就能够发现不一样的人才。

　　知人善任是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标尺，选拔人才不局限于地点、时间和类型，随时擦亮自己的眼睛，发现可用之才，就可在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内挑选出人才。人人都为自己所用，自然可以开创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