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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秩序:2015年后的中国格局与世界新趋势》 作者:林毅夫

第13章 海外之险(4)

  第一,经济监督和数据公开。应该公开的数据包括外汇储备和国内金融变量的数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中不包括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应该公开。第二,建立起一种地区性磋商机制。其功能是在没有危机时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其实行可能导致危机的政策。第三,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国家之间货币互换总额仅2亿美元,清迈协议初步确定,将要求在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共出资500亿美元进行货币互换安排。第四,吸收低收入国家进入“东盟+3”的框架。到目前为止,“东盟+3”的框架中进入货币互换协议的都是东盟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何与低收入国家如老挝、越南、缅甸进行货币互换有待研究。第五、亚洲货币基金应建立一套危机预警系统,包括一套宏观谨慎指标体系和可行的指导机制,为保证成员国遵守协议,应当制定一些经济制裁措施,如对于久拖不还的贷款收取罚息等。

  货币合作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性解救危机机制;二是实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互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三是建立单一货币。目前中国与东盟2010年实行自贸协议以来,正加速进入第一层次。

  四、为货币互换创造人民币回流机制

  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

  从那时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督体系也初步健全,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国内已经初步建立以人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全能化的趋势下,可以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

  从当前已有的金融交易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的交易市场连为一个整体,并实现交易无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也适合货币互换涉及范围广、市场信息变化快的特点。同时,高交易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动交易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自2005年9月21日起,银行开始可以自主决定存款的计息方式,这是存款利率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历史性一步;自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放弃了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汇率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波动程度加大,市场上外汇品种丰富,为货币互换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机遇和对冲工具。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外汇储备需要随时面对汇率变动的风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这对以美元形态表示的外汇储备显然构成冲击。因此,有必要利用国际上通行的金融互换技术来调整外汇储备与外债的币种结构。

  货币互换的风险是:如果中国与对方国家所持本币均未实现国际化,那么其支付结算功能局限在国内市场;两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都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债券市场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资渠道,而使得其货币的储备功能与投资功能无法有效地发挥,从而导致持有的货币头寸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最终积累的长头寸只能向对方国家调钞才能平衡,既有汇率风险,还要承担调钞费用。

  同时,由于人民币还尚未实现完全的国际化,人民币顺差的回流途径不完善,再加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因为利率水平和汇率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差异,这些可能都会给已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造成冲击。

  资本账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正在加强和提升,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同业拆借、外汇、股票、国债等基础性金融市场,2011年初中国已经同意海外人民币进入银行间资金市场。

  与之相对应的是,除了香港正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外,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地也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截至2011年6月,英格兰银行与央行可能进行的货币互换无疑将为伦敦竞争人民币离岸中心增加筹码。估计这个互换数据至少是1000亿,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发展人民币相关业务,未来在交易当中,要加入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现在伦敦每天和人民币有关的交易量,如果以美国的等量计算,实际上已达到了2亿美元。

  国际金融机构间衍生品交易业务都是以国际金融互换交易协会(ISDA)协议为基础,互换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需要法律解决的纷争问题,因此研究与ISDA协议接轨的方法十分必要。

  当前,在国内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导国内企业、金融机构先进入国际互换市场,从事外币间的货币互换,随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完全实现,再开展国内互换交易市场,最终实现与国际互换市场的完全融合。

  五、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

  目前国际清算系统以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为主,围绕美元中心主导世界贸易结算、资本流通,而在IMF特别提款权中享有主要份额、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日元、英镑等也基本上建立了以自家货币为主的贸易结算体系、资本流通体系;欧元成立后,很快建立了以欧元为中心的欧元清算系统。

  目前,在市场之间中国银联卡与国际VISA、MasterCard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中国清算参与了国际市场结算。随着中国经济、外贸对外加强,无论国际卡怎么阻拦、打压,其实都是难以阻止人民币清算系统扩大的。

  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极大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

  具体来说,这个互换资金池的构建思路是这样的:一是在即时清算的时候,也可以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在直接的双边结算融资中,鼓励围绕以人民币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双边互换。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双方需要一定的外汇,中国富余的外汇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贷。

  总之,在这“一对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这“多”中彼此寻找对冲,然后是余额采用外汇结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配套允许把海外人民币投资中国证券、债券的渠道,那么这个事实上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结算中心,就既类似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也类似IMF、世界银行,从逻辑上这确实意味着第三极金融中心的形成。

  为了扩大这个规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国家主权债务也放到这里交易,连同企业债、机构债,这样就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债务结构层次。

  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想发行州内高速公路、铁路改造债券,其实新州政府可以利用这个事业自身的盈利,以及州政府税费担保,到中国清算资金池,以及构建在这个资金池基础上的主权债务交易系统上,发行人民币建设债券,这对中澳金融合作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第一,中国应该积极地推进经常项目下用人民币计价、清算,并为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央行、银监会和商务部在积极组织引导外贸企业、商业银行用人民币计价、清算的同时,要建立经常项目下本币清算中心,确保经常项目下本币的流出和回流。

  第三,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外贸人民币信贷工具,如在出口的买方信贷中,使用人民币作为借贷货币等。

  第四,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建立开放式短期外汇借贷市场、人民币清算市场、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以及主权债务市场。

  第五,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参与,其次是鼓励居民和非居民参与。对于外贸企业的外汇资金运用和外汇资金的筹措具有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积极意义。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对非居民的资格审查以谨慎为原则,对于外国企业以购买中国成套设备为主要目标。外国人民币债券还可遵循先私募后公募的步骤进行。

  第六,当中国调整结构达到既定目标,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依存度下降到50%左右的相对均衡时,可以开始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全面形成。

  六、精算围绕人民币互换资金池构建金融中心体系的任务从1840年到2011年,中国市场实行了171年追赶型经济,这导致了目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据说)为10、地区收入差为2、城乡收入差为3。

  171年前,中国市场主要是一个自然市场,后来被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打破中国封闭落后的局面后,慢慢地实行了不平权的追赶型经济,要纠正这171年的不均衡,目前自然需要逐步平权和反哺:

  第一平权之解放制度市场,包括平权的制度、习惯、偏好;第二反哺之投资市场,吸引资本投资建立权益补充,加强资本化、金融化能力,促进机械化、精细化、分工与组合之现代化,平权、补充是基础,资本化、金融化是出路;第三补贴,包括机会平权的优惠优先,再是贴息、税费减免、保险、补偿、福利与救济。

  在企业内外、地域内外、行业内外,由于长期倾斜因素造成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是不同的,而且这个成本目前还是重要的可变成本,这个可变成本遵循第一公式:企业内部成本+(+\/-社会信誉成本)=实际成本,第二公式:正相信誉成本-反相信誉成本=公平和正义成本=社会平均实际信誉成本,根据这两个公式,对于三农、中西部、落后行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类,需要加上过去被抑制、剥夺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

  同时,也需要向外部世界市场争取矫正的机会和反哺机制。同时根据信息区隔之发现价格的“柜台现象”,以及“十坛九盖”信用运动现象,社会与市场之分层、分级是一种自然差序化,是效率和效益演进的必然。

  社会天然具有一定等级制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天然具有一定的打破等级制的和谐冲动,因而在开放性和封闭性之间,就创造了一定的内外封闭、交流机制,围绕此形成市场中心,而金融中心是市场中心的灵魂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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