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开启先河 大胆试验（4）

钱，哪里来？这时，有人又提到了土地。

其实，稍有些经济学的人都明白，土地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资源，可以卖钱的，特别是像深圳这样靠近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故，级差地租收益本身 就是十分值钱的东西，这在香港已是成熟的土地开发“套路”。而当时，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以及左的思想观念，我们还不明白怎回事。当国门打开之后再看到外面的 精彩丰富的世界，确实有点山里人或者说乡里人进城的感觉，闹出许多笑话。

在制度和市场都处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深圳的第一批房产证是由企业发出的，原因是政府管理职能尚未健全，于是在相当程度上“代行管理职能”的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就自己印刷了一批房产证发给业主。

好在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我们才不至于继续做乡里人或山里人。如今再看骆锦星当初的智慧之举，确实有点戏剧化，但此举改变了中国城市建设开发的大思路，为深圳城市早期筹集了大量资金，催生了一门新生的房地产。

东湖丽苑的成功，让吴南生和深圳人彻底打开了思路，信心大增。如同穷则思变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深圳人决定破釜沉舟。于是，他们很快拿出了 方案：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品用地，收取土地转让费。深圳官方终于悄然开始了进行土地资本化探索。一位深谙中国官 场的市领导建议，将土地转让费改为土地使用费，宣传起来好听一些。这就有了后来的中国房地产土地使用费的这一专有名词的前生后世的历史渊源。

由于合作经营很成功，香港妙丽集团进而申请独资开发经营。刘天就与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再次签订合作协议，深圳市提供6000平方米“地皮使用权”， 由妙丽集团“独资兴建和经营商住大厦”，土地使用年期30年，使用费每平方米5000港元。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的地租每平方英 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十一分之一。

很快，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单在罗湖小区就引进外商独资经营房地产项目10个，出租土地4.5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达2.2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达40亿港元。

不到一年，蹲踞在罗湖关口附近的罗湖山倏然消失了。90万立方米的罗湖山，化成罗湖片区的130万平方土壤，罗湖小区首期0.8平方公里土地平均增 高了1.07米，最低洼处增高了4米。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时登高望远的国商大厦，及后来的国贸大厦、发展中心、香格里拉酒店等宏伟建筑，就是屹立在罗湖 山上的。

昔日杂草丛生的罗湖小区，很快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商业、金融中心。若干年后即有经济学家测算，最早开发的0.8平方公里的罗湖商业区，其地面上累积起的财富已足可铺上一层厚厚的百元大钞。

从土地的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合作开发，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初尝了市场经济的甜头——掘到了起步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拉开了房地产商业开发的序幕。

土地活了，深圳热了，资金来了，发展自然就快了。在特区最初的几年里，深圳用收进的逾十亿元的土地使用费，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工程，为后来的城市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圳从1980年开始推出以收取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其意义尤为重要而深远，影响了整个中国。

1980年8月，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原则和“以外商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外资开发经营土地资源的做法。

现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80年，已有100多个城市组建了住宅公司。这些由城市房管部门组建的住 宅建设公司，已成为加快住宅建设的一支力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年出台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实行综合开发和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的政策， 明确了“对新建小城市、卫星城、新现有的城市新建区、旧城成片改造区，都应考虑组织开发公司，实行综合开发。”在《纪要》的指导下，各地原来的“统建办” 才逐渐转为房地产开发公司。

1980年9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室率先挂牌，成立了我国第二家房地产公司——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司，拉开了北京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

中国房地产年度备忘

1980年

●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城市住宅建设》。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会议汇报提纲》中提出：“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正式实行允许住房商品化政策。

●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外资企业用地征收土地使用费。

●11月，由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联合签署了《关于组建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的报告》，上报国务院。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了“试行住房商品化”这一崭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