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你正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准备参加面试，应聘梦寐以求的工作。离面试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于是你决定从宾馆步行去面试地点，沿途顺便浏览城市风光，清醒一下头脑。你正在查尔斯河的一座桥上经过时，听到有人呼救。你看到河的上游几米外，有个小女孩在水中挣扎--她一边呼救，一边大口喘着气。你身穿一套崭新的西装和为面试专门准备的其他饰品，价值不菲--比如说，花了1 000美元。你的游泳技术不错，但是现在要立即跳下去救人，已经来不及脱衣服了。怎么办？十有八九你不会犹豫，奋身跳入河中把她救上来，自己浑身湿透，新衣服在救人的过程中被扯坏，面试也耽误了。当然，你决定跳水救人说明你是位了不起的、有爱心的好人，但同时也可能部分取决于3种心理因素。
第一，你需要与受害者接近--心理学家把这种因素称做“密切度”。但是，密切不仅指空间距离的接近，还指一种亲近的感觉--你和亲戚、社交圈成员、你认为有共同点的人都有密切度。自然【也幸亏是】，世界上多数悲惨事件无论从空间上，还是心理上都相距遥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感远不如对困境中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的关切程度。密切度的效应非常强大，我们常常出钱帮助一个失业的邻居，而不去帮助另一个城镇中更需要帮助的、无家可归的人，更不大可能出钱帮助8 000公里外因地震而失去家园的人。
第二种因素我们叫做“生动感”。如果我对你说???不小心把刀割到自己身上，你没有亲眼看到，所以不会感受到像我一样的疼痛。如果我声泪俱下地向你作了详细描述--伤口有多深，皮肉开裂有多疼，流了多少血--你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因而对我产生了更深的同情。同样的，你亲眼看到小女孩在冰冷的水中挣扎，听到她绝望地呼喊救命，自然会感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与生动相反的是模糊。如果你听说有人落水，但是并没有亲眼看到，没听到呼救，你的“感情机器”就没有啮合。就好像从太空中拍摄到的地球照片；你能看到各个大陆的形状、蔚蓝的海洋、绵延的山脉，但你看不到交通拥堵的细节、空气污染、犯罪和战争。从远处望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可爱，我们不觉得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
第三种因素心理学家称做“杯水车薪效应”，它与你是否有信心单枪匹马完全拯救受害者于水火有关。想一想某个发展中国家，许多人死于严重的水污染。我们个人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到那里帮忙建立一套污水处理系统。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亲身参与，也只能解救少数人，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亟需救助。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我们个人的力量又如此微小，有人就可能实行感情上的自我封闭：“这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考虑这3种因素对你的行为所产生的可能性影响，想一想下面的几个问题应该如何回答：如果你救的那个小女孩生活在很远的国家，刚遭受了海啸袭击，你会不会付出数目不大的一笔钱【比你那套1 000美元的西装少得多】，救助她并改变她的命运？你是否可能毫不犹豫地带着钱“跳下去”？或者她的遭遇不那么历历在目，不那么千钧一发，你会怎么办？例如，她很可能染上疟疾，你会有同样强烈的冲动去救她吗？或者说，许许多多的儿童面临痢疾和艾滋病【事实就是如此】的危险，你又会怎样？你会因为自己无力解决而感到灰心退缩吗？你帮助这些人的决心会发生变化吗？
如果我是个赌徒，我敢和你赌一次，你救助遥远国家染病儿童的愿望要低于帮助即将死于癌症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的冲动。【如果你认为我故意找你的茬儿，那就实话实说，我其实也完全一样。】这不是说你铁石心肠，而是说你不过也是凡夫俗子--如果悲剧发生在远处、规模巨大、受害人太多，我们观察的角度就比较模糊。如果我们看不到具体细节，对苦难的感觉就不那么生动，也就不容易动情，因此也不太可能强迫自己立即采取行动。
假如你停下来考虑一下，全世界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是死于饥荒、战争，以及疾病，尽管人们事实上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做很多事情加以改变，但由于密切度、生动感，以及杯水车薪效应的共同作用，我们多数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对他人进行援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很好地描述了可识别的个人与统计数字之间的区别，他写道：
假如有个棕色头发的6岁小女孩需要几千美元进行手术，手术进行顺利她可以活到圣诞节，人们捐献的钱能让邮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假如报道说如果不征收销售税，马萨诸塞州医院的设备持续老化，这很明显会增加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病例--不会有很多人为此掉一滴眼泪或者掏出支票簿。
理性思维让我们缺乏爱心
对于上述感情的诠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让人们更加理性，就像《星球大战》中的斯波克博士，那会怎样？说到底，斯波克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既理性又智慧，知道拯救绝大多数人才是最理智的，而且真正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来采取行动。冷眼观察问题可以让我们少花点儿钱帮助小洛基亚，把更多的钱投入大规模的与饥荒作斗争吗？
假如人们处在更理性、更有计划的状态，会怎样决策？为了测试这一点，德比、乔治和保罗另外设计了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实验初期，他们让一部分参与者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某公司以1 200美元的单价买进了12台电脑，你算一下，该公司一共花了多少钱？”这是一道不算复杂的数学计算题，目的是“启动”【这是心理学的普通术语，特指让参与者进入某种特定的、暂时的思维状态】这些参与者，让他们用计划与计算的方式思考。另一组参与者则使用启动感情的问题：“你听到乔治·W·布什的名字，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请用一个最恰当的词描述这种感觉。”
回答了最初的问题以后，参与者分别得到有关洛基亚个人情况的信息【可识别条件】，或者非洲普遍食品短缺问题的信息【统计数字条件】。然后，问这些参与者愿意捐献多少钱来支援这两项慈善事业。结果表明，那些启动感情的参与者把更多的钱捐给作为个人的洛基亚，而捐给与普遍食品短缺问题作斗争的钱则比较少【与不使用启动的实验相同】。对参与者进行感情启动与根本不做启动，这二者结果相同，这也表明即使不进行感情启动，参与者们作出捐款决策时也依赖于他们对洛基亚的同情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增加感情启动根本不起作用--感情本身已经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那些被启动到精于计算、斯波克式思维状态的参与者又怎样了呢？你可能猜测计划与计算式的思维会“限定”对于洛基亚的感情偏见，从而把大部分钱捐给数量更多的人。很遗憾，那些精于计算思维的人们变得同等吝啬，对两种慈善事业作了同等的、少量的捐款。换句话说，让人们像斯波克那样思维，会降低一切感情呼唤，结果是使参与者给洛基亚和普遍食品问题的捐款都更少了。【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当然，确实有道理。说到底，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不产生有形的投资回报，绝不会把钱投到任何人的身上或者任何事情中去。】
我觉得上述结果令人沮丧，但问题还不限于此。德比、乔治和保罗原来进行的有关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实验--实验中，参与者给洛基亚捐的钱是与普遍饥荒斗争的两倍--还有第三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参与者们既得到有关洛基亚的个人信息，也得到了普遍食品短缺问题的统计数字信息，但没有任何启动。
现在，猜一下参与者捐了多少钱。你认为他们同时了解到洛基亚和更普遍的食品短缺问题会捐多少呢？他们会像仅仅知道洛基亚的情况时，捐得那么多呢，还是像只了解到普遍统计数字信息时，只捐一点儿呢，或者在两者之间？鉴于眼下这一章的内容令人沮丧，你可能猜到大致的结果了。在混合条件下，参与者捐出了所得的29%--比统计数字条件下参与者的23%略高，但是比个人条件下人们捐出的48%要低得多。简言之，结果表明，让参与者既要想到计算与数字，又要受到感情召唤，实在无异于要求他们“挟泰山以超北海”。
总体来看，这些结果令人感到悲哀。被引导关怀个人时，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涉及人数众多，我们则不会。冷静计算不会增加我们对重大问题的关注，相反，它会压制我们的同情心。因此，更多的“理性思考”似乎是很好的忠告，可以改善我们的决策，可是，像斯波克博士那样的思维却使我们缺乏爱心，不会舍己为人。著名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艾伯特·乔尔基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在受苦受难，会深受感动，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他。如果谈论到我们这个大城市毁灭的可能，有上亿人死亡，我所持的态度是就事论事。我无法把一个人的苦难放大一亿倍。”
钱应该花在哪里？
这些实验似乎说明最好的做法就是，在决定帮助别人时少动脑子，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很遗憾，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应该帮助别人时我们没有帮，但我们为受难者出头时，这样做却是不理性【起码是不恰当】的。
例如，几年前一只名叫“福吉”的两岁白色小猎犬，船员们弃船时把它丢在邮轮上，邮轮载着它在太平洋上漂泊了3个星期。尽管我相信福吉一定很可爱，不应该被饿死或淹死，但是人们可以问一下，从全局角度来看，为了救一只小猎犬用了25天的时间，花费了纳税人的48 000美元--这些钱本来应该花在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另一个类似事件里，想一下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件。清洗和重新安置每只海鸟的费用大约是32 000美元，每只水獭的费用大约80 000美元。当然了，看到小猎犬、海鸟或者水獭受罪，我们都会难过。但是，在动物身上花这么多钱，就等于同时拿走了用于人工免疫、教育、医疗保健的资源，这样做合理吗？人们更关心个别受害者的苦难，并不是说这种倾向总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决策--即使我们想帮助别人或别的动物。
让我们再想一想美国癌症协会的例子。我对美国癌症协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异议，如果它是一家企业，我还要对它的深谋远虑、对人性的理解，以及成就表示祝贺。但是，在非营利领域里，有一种针对美国癌症协会的憎恨情绪，因为这个协会“过于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热烈支持，使其他类似的公益事业相形见绌，缺乏赞助。【美国癌症协会作为非营利组织获得巨大成功，他们被冠以“全世界最富有的非营利组织”头衔，已经有多起有组织的活动抵制向其捐款。】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癌症协会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公益事业为代价的。
从广义上思考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张图。它标示出对不同灾难和灾害的捐款金额【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东南亚海啸、结核病、艾滋病，以及疟疾】，还有灾难和灾害直接影响到的人数。下图清楚地显示在这些案例中，受害者人数越多，得到的捐款金额就越少。我们还看到，发生在美国的灾害和灾难【卡特里娜飓风和“9·11”恐怖袭击】得到的捐款比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海啸要多。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疾病预防事业，例如结核病、艾滋病以及疟疾得到的捐款与这些疾病的巨大影响和严重程度远不相称。这可能是由于疾病，预防是用来救助那些尚未生病的人。救助假设病人的假设疾病，这个目标过于抽象、过于遥远，它不足以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不可能打开我们的钱包。
各种灾难影响到的人数，以及给这些灾难捐款的金额
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暖。不论你在此问题上持有什么信念，这一类问题是最难引起人们关注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制造一个问题范例来鼓励人们普遍漠不关心的倾向，大概非此莫属。第一，气候变暖的效应尚未逼近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们：海平面上升和污染可能影响到居住在孟加拉的人们，但还没有影响到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地区。第二，问题没有生动感，甚至看不到--我们无法看见周围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感受到温度发生变化【或许，洛杉矶烟雾除外】。第三，全球变暖造成的变化相对缓慢，不具备突发性，这让人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第四，气候变化的负面效果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它到达多数人家门口的时间还遥遥无期【或者，就像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认为的那样，根本就不会到来】。这一切原因使得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只能借助快淹死的北极熊和其他人工合成的图片，这是他企图敲开人们感情之门的方式。
当然，全球变暖不过是“杯水车薪效应”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可以减少开车次数，把灯泡换成节能型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非常渺小，对问题的解决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我们认识到“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人的力量尽管微小，但汇集起来也会产生重大效果。诸多心理因素都在阻挡我们采取行动，我们身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但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无法激发我们的感情和积极性，这有什么奇怪的？
如何激励人们向重大灾难的受害者伸出援手？
我问学生们怎样才能鼓励人们闻风而动、为公益事业捐款、参加抗议活动，他们中有很多人的回答是：提供有关形势严峻程度的“大量信息”是激发人们行动的最好方式。不过，上述实验很清楚地显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悲哀的是，我们对于激励人类行为力量的直觉似乎有缺陷。如果按照学生的建议把悲惨事件描述成为影响很多人的重大问题，很可能不会有任何人采取行动。事实上，我们有可能适得其反，压制人们的同情感。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只有那些个别的、个人化的苦难才会唤起我们采取行动，而危机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时，我们却麻木不仁，如何指望我们【或者政客们】解决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很显然，我们不能单纯地相信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时，所有人都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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