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下一次灾难到来时，立即伴随着具体人物在苦海里挣扎的生动照片，那倒很不错【我知道，这里用“不错”一词不算恰当】。可能有一个濒临死亡的孩子，或者一头北极熊会因此得救。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照片，就会呼唤起我们的同情心，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但更经常的是，照片出现得太晚，比如卢旺达大屠杀，或者只能描述统计数字一般的大幅图景，而不是可识别的具体人物在受难【想一想达尔富尔的例子】。等到这些引人同情的形象最终展示在公众面前，采取行动为时已晚。鉴于我们面对的人类所有解决重大问题的障碍，当我们面临重大苦难时，如何挣脱绝望、无助或者漠然的感觉？
一种方法是遵从给戒毒人员的忠告：戒掉毒瘾的第一步首先是要承认它。如果我们认识到危机的规模越大，可以使我们的关心越少而不是越多，我们就可以努力改变自己思考和处理人类问题的方式。例如，下一次地震把一座城市夷平时，你听说造成数千人死亡，尽力考虑具体一些，帮助某一个人--某个梦想成为医生的小女孩，某个知恩图报并有足球天赋的小男孩灿烂的笑容，或者某个辛苦操劳的老祖母拼命要养活死去女儿的遗孤。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想问题，就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就能决定如何行事。【这就是《安妮日记》动人心弦的一个原因--对数百万死者之一的命运作出生动刻画。】你还可以在头脑中重新锁定灾难范围，用这种方法对付“杯水车薪效应”。先不要考虑无数人贫困饥荒的问题，只要考虑如何让5个人能吃得上饭。
我们还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借鉴美国癌症协会的成功经验募集资金。我们偏好密切、单一、生动事件的感情偏见可以促动我们采取广义上的行动。我们拿密切度这一心理现象举例。假如我们家里的某个人患了癌症或者多发性硬化症，可能激发我们募集资金对该病进行研究。即使未曾交往，但是令人欣赏的人物也能激发密切的感觉。例如，自从1991年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以后，迈克尔·J·福克斯一直四处游说，募集资金对该病进行研究并对公众进行教育。喜欢《家庭纽带》和《回到未来》的人把福克斯的面容与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开始关心这一事业。迈克尔·J·福克斯请求人们捐款支持他设立的基金，这听起来有点儿自私--但这对于募集资金救助帕金森综合征患者，实在功不可没。
另一种选择是提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假如我们无法相信，感情总是推动自己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得益于制定规则，指导人们选择努力的行动方式，即使我们的感情尚未得到激励。例如，犹太传统习俗中有一条“规则”专门克服杯水车薪效应。根据《犹太法典》：“不论是谁，只要救人一命，就如同救了全世界。”有了这样一条教义，犹太教徒就能够克服人类人微力薄、无济于事而逡巡不前的自然倾向。还有，这条教义定义的方式【“就如同救了全世界”】使人们容易想象，即使能救下一个人，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
当然，宗教教义有某种独特之处，但是，创建是非分明的道德原则，能够在是非分明的人道主义原则适用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考虑一下卢旺达大屠杀的经过。联合国反应过于迟缓，未能加以阻止，尽管阻止屠杀不一定需要大规模干预。【联合国在该地区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将军请求调动5000名士兵阻止即将发生的屠杀，但是他的请求遭到拒绝。】年复一年，我们不断听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但是迟迟得不到救援。但是，假如联合国实行一条法律，明确规定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由接近该地区的领导人作出判断，例如达莱尔将军】，联合国立即向该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员，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在48个小时内召开会议，就下一步采取的行动作出决议。有了这种快速行动的参与，就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这也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看待自己使命的方式。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组织更容易帮助那些普通大众感兴趣的事业，而且它们更容易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倒是那些从个人、社会，或者政治角度不引人关注的事业往往得不到应得的投资。预防性医疗措施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救助那些尚未发病，甚至尚未出生的人，比不上救助具体某一只北极熊或者某个父母双亡的孤儿那么有感召力，因为未来的苦难是看不见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那些感情尚未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领域介入，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改正救助方面的不平衡状态，有希望减少或者消除我们面临的某些问题。
在很多方面，要想人们对苦难作出反应，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感情的吸引力，而不是对大众需求的客观解读，这个现象令人遗憾。好的一面是，如果人们的同情心一旦被唤起，他们就会有非凡的爱心。一旦我们对某一个面临苦难的人产生同情，就会心甘情愿地伸出援手，绝不像经济学家预料的那样理性、自私、追求最大限度的回报。鉴于这样复杂的天赋品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受到天生条件的限制，对于那些重大深远、发生在遥远地方、牵涉到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的事件，人们缺乏关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认识到自己的感情有瑕疵，自己的同情心容易发生偏差，我们可能就会作出更合理的决策，而不仅仅是帮助落到井里的人。
这个思考实验是根据彼得·辛格在《饥荒，富裕与道德》【1972】一书中的例子设计的。他的新书《你能挽救的生命》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
我现在对3 种因素分别叙述，实际生活中这3 种因素联合发生作用，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往往弄不清楚。
这里并不是说那些贡献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帮助别人的爱心人士为数太少，而是随着可识别的受害者数目越来越多，人们感到力不从心的情绪也随之增长。
短期情绪的长期效应：
为什么我们常常感情用事？
我们的行为都会被情绪左右
不管怎样，情绪是转瞬即逝的。交通拥堵使人心烦，礼物让人高兴，脚趾被人踩了我们会破口大骂，但无论是心烦、高兴还是恼火，都不会持续太久。即使这样，我们会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也会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假如我们由着性子给老板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邮件，对心爱的人说了些绝情的浑话，或者买下了超出经济能力的东西，冲动的劲头一过，我们就会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懊悔。【常言道，“睡完一觉再说”，“从一数到十”，“先冷静一会儿”后再作决定。】当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愤怒--占了上风，我们“清醒过来”，敲打着自己的前额问：“我刚才是怎么想的？”我们清醒、后悔，并且反思的时候，经常自我安慰，觉得至少我们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
不过，我们真的能够彻底改掉头脑发热时的那些行为吗？
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本人的，我在怒气中失去了控制。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负责给一个研究生班教授决策课程。这门课是制度设计与管理课的一部分，是管理学院和工程学院共同设置的双学位课程。学生们都很好学【出于各种原因】，我也很乐意教他们。但是有一天，大约是学期的中间，有7个学生来找我，原因是课程安排发生了冲突。
学期中间一般不会发生课程时间重叠的现象，不过这几个学生同时还选学了一门金融学。教这门课的教授--我姑且称他为保罗--临时取消了几次正常课时，另外安排了补课时间。不巧的是，补课时间与我3个小时课程的后半部分时间重叠。学生们告诉我，他们礼貌地提醒保罗时间上的冲突，但是他不屑置辩地让学生们自己决定轻重缓急。据说他还放出话来，很明显金融学比那门故弄玄虚的行为学重要得多。
我当然感到气愤。我没见过保罗，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还当过学院的院长。因为我的学术职称太低，没有任何抗争的余地，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尽量帮助学生们，于是，决定他们可以中途离开我的课堂去上金融课，我可以用第二天上午的时间把其余的部分补讲给他们。
我们商定后的第一个星期，按照我们说好的，这7个学生中途离开我的课堂。第二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把落下的课程内容再讲一遍。课程中断和额外的工作确实使我感到不快，但我知道错不在学生，我也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安排。第三个星期，7个学生仍然中途离开去参加金融学补课，我也让其他学生暂时休息一会儿。我记得在我去洗手间的路上，因为课程被打断而感到窝火，另一间教室的门开着，我看到那几个被迫离开的学生坐在教室里面，还看到了那个金融学教授，他的手正在空中比划着阐述某个问题。
突然间，我的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就是这个人，根本没有尊重我和我的学生的时间，由于他的目空一切，我不得不多花时间来给学生们补课，而且这些课程根本就不是我取消的。
之后，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怒火中烧，我径直走到这位金融学教授的面前，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对他说：“保罗，你把自己给学生补课的时间安排到我的上课时间里，我非常不高兴。”
他好像一下子愣住了。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说的是什么。
“我正在讲课。”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知道，”我反驳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把你的补课时间安排到我的正常课程时间，这是不应该的。”
我停了一下。他似乎还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就想说这么多。”我接着说，“我已经把我的感受告诉你了，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我彬彬有礼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转过身，走出了那间教室。
我一离开教室，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刚才好像不应该这样做，但我的感觉好多了。
那天夜里，我接到德拉赞·普雷勒克的电话，他是我们系的学术负责人，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主要就是因为他。德拉赞告诉我，学院的院长迪克·施马兰西给他打过电话，讲了白天的事情。院长问他有没有可能让我在全院师生面前公开道歉。“我告诉他不大可能。”德拉赞对我说，“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院长会亲自打电话找你。”突然间，童年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点儿不错，第二天我就接到迪克的电话，接着又面谈了一次。“保罗非常恼怒，”院长对我说，“他认为竟然有人走进他的课堂，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质问他，他受到了侮辱。他要求你道歉。”
我把事情的原委和经过向院长作了陈述，并且承认我可能不应该一怒之下走进保罗的课堂责备他。同时，我提议保罗也应该向我道歉，因为追根溯源，是他先三次打断了我的正常教学。很快，院长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会说“对不起”。
我甚至尽力说明这件事的好处，我对院长说，“你是位经济学家，是否可以这样看，名声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了一种名声，别人故意踩我的脚趾而我会反击，以后就不大可能再有类似的事了。也就是说，你将来就不会再费力处理这一类问题了，这是好事，对不对？”不过，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他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他只是要我找保罗面谈。【同样的，与保罗的谈话也没有令双方满意，不过保罗指出我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有问题，建议我学习一下礼仪规则。】
我讲述这样一个学术上固执己见的故事的出发点就是要承认，我本人在头脑发热时也会失态【不管你相信与否，我个人在这方面有很多例证】。更重要的是，故事显示了情绪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事后我发现，课程时间冲突时最好先给保罗打个电话商量一下，但是我没有。为什么？部分是由于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另外因为我当时并没有在意。除了学生们中途离开和第二天上午到我的办公室补课，我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甚至记不得保罗，也没再去想上课时间冲突这件事。但是，当我眼看着学生们离开我的课堂，想到第二天还要额外再补课；接着，我看到学生坐在保罗的课堂里，所有的一切酿成了一场风暴。我完全被情绪左右，做了不该做的事。【我还得承认我太固执，经常不肯道歉。】
自我羊群效应和情绪层叠
总体来看，情绪似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你在上班路上发现有个人开车强行闯进你的车道，你很生气，不过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再理他。不一会儿，你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路上、收音机中的歌声，以及你那天晚上要去的饭店。在这种情况下，你有自己的一套决策方式【即下图中的“决策”】，一时的怒气对你此后的其他决策没有影响。下图中情绪两边的“决策”表示情绪稍纵即逝的状态，以及你的决策方向的稳定性：
决策--情绪—决策
不过，我和爱德华多·安德雷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却想弄清楚情绪的效应是否会影响到人们未来的决策，当引起这些情绪的经历，诸如脚趾被踩、无礼的开车人、处事不公的教授，或者其他恼人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以后。
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设想发生了让你高兴的事，因此你办起事来也想大方一点--比如，你喜欢的球队得了世界冠军，那天晚上你要去岳母家吃饭，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你会心血来潮地给岳母买束鲜花。过了一个月，球赛引发的兴奋已经消退，钱包也瘪了下来。又该去岳母家了，你想到好女婿应该怎样做，脑子里掂量了一下，记起了上一次买花的伟大创举，于是又买了花。打那以后，你开始不断地重复这一礼节，直到最终形成了习惯【总的来说，这是个不错的习惯】。即使最初导致你这一举动的原因【赢球的兴奋】不复存在，你仍然把过去的行为当做下一个行为的参照--好女婿应该怎样做【给岳母买花】。这样一来，你最初的情绪效应对后来一连串的决策都产生了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如同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启发，知道应该吃什么、穿什么一样，我们也从后视镜里观察自己。归根结底，如果说我们可能跟随不很熟悉的人【我们把这种行为称做“羊群效应”】，那么对于我们无比敬重的人--我们本身，又会如何跟随呢？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曾经作过的某个决定，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决定有道理【谁能说不呢？】，于是我们就照此办理。我们把这一过程叫做自我羊群效应，因为它与跟随别人在形式上相似，只不过我们跟随的是自己过去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被情绪吞噬的??定，怎样成为自我羊群效应的原始因素。假如你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你的任务之一是每周的员工例会。每个星期一上午，你要求每个项目负责人具体报告与前一周相比，上周的进展状况、本周的目标等。各个项目负责人汇报完毕，你根据他们的情况找出协调办法。因为每周的例会是全公司人员见面的唯一机会，它也经常成为大家相互交流和轻松幽默【或者是咨询从业者们认为的幽默】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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