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赏罚分明，形成了贤者进、庸者去、无真才实学者难以滥竽充数、人才济济的局面。
晋文公奖惩分明
重耳流亡在外多年，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继承了王位，开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那些没有跟随重耳逃难和过去跟重耳作对的大臣，更是胆战心惊，不知国君要怎么处置他们。一些大臣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一场内乱即将发生，形势非常危急。
这天，有人报告说头须求见。晋文公破口大骂说：“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原来这个头须就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卷走东西的那个人。每当提起头须，晋文公都恨得咬牙切齿。
头须对晋文公说：“如今国内旧臣，人心惶惶，不知大王要怎么处置他们，日久恐怕要生内乱。我从前卷走了您的财物，您对我恨之入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现在大王如果还能任我为御手，为您赶车，以出访为名，四处一转，让大家都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您都能重新任用，他们就会体察出您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自然也就安心归顺您了。这就可以免除一场大乱。”
晋文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照着做了。果然那些旧臣见到晋文公连头须这样没良心的人都能宽恕，我们自然更能得到谅解了，也就消除了顾虑，避免了一场内乱的发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奖惩艺术是一种聪明的政治手段。
武则天赏罚得体
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皇帝。在中国男尊女卑观念甚深的封建社会中，武则天以一女流之辈，登此统御高位，自有过人之处。其中，广选才能，施行试官制度，便是她的一个创举。
公元692年1月，武则天亲自召见由荐抚所举荐上来的人才，不管能力大小，都加以提拔使用。试官制度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武则天虽广开仕途，滥给官职来收买人心，然而对一经试用见其确实不称职的官员，便立即罢免，渎职有罪的，则判以刑罚或杀掉。她掌握赏罚大权以控制天下，一切大政都由自己掌握，她又能明察善断，所以，当时的英才贤士都争着为她效力。武则天经常留心人才，她的臣属也争相效仿，处处用心发现人才。
公元702年，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史，有疑难事不能解决，十分焦急。他问随从官员：“这里有没有能够为我出谋划策的人才？”侍从官回答说，有一个曾做过平乡县尉的张嘉贞，很有才干。
张循宪便立即召见张嘉贞，向他征求意见。张嘉贞对其所问之事，细加分析，说得有条有理。张循宪感到惊异，便请他代写奏章，张嘉贞所写，都是他自己从前所没有考虑到的。
回到京城后，张循宪拜见武则天，武则天称赞了他的奏章。张循宪便具实以报，极赞张嘉贞的才华，并请让出自己的官职授给他。武则天说：“我难道还缺少一个官职亲自进贤吗？”于是召见张嘉贞，在内殿与他交谈，发现他确实才华出众，当即十分高兴，拜张嘉贞为监察御史，还提升张循宪为司勋郎中，以褒奖他为国家举荐贤才的功劳。
宋太祖有赏有罚
赵匡胤命西路大军两面夹击，平定西蜀。蜀主孟昶投降后，大将王全斌率部大肆掠夺蜀中财宝，私开库府，掠取钱财，他又强行纳娶蜀中大将李廷硅的家妓，随意杀戮降兵，逼得蜀旧将全师起兵叛乱。太祖平定西蜀的计划被打乱，一时间造成宋军毫无意义的损兵折将，延缓了太祖平定西蜀的进程。在宋太祖得胜班师回朝后，西蜀有人上告王全斌等人的罪行。太祖听后大怒，命王全斌等人速回京问罪。
赵普、赵光义等人也觉得此事很难处理：如一味替王全斌等人开脱罪责，必引起太祖反感；不如激太祖杀王全斌等人，倒有可能救他的性命。
入夜，太祖在庭中踱步，寻思到王全斌等人违旨抗尊，罪责难赦。但这几个人跟随自己多年，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这次平蜀之役，王全斌也是功不可没。有心赦免，又恐朝“不服；最好能有人出来替王全斌请命，我也就有台阶下了，可赵普等人力主问斩，岂不叫我左右为难！
第二天上朝，太祖又问赵光义等人：“你们都看了供状了吗？”“是，臣已细读，王全斌居然直认不讳，真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了！”赵光义说。
“不然，”太祖摇摇头，“能够直言供认，已见他还有悔悟之意。”赵普等人听罢，不禁暗笑，这就是正话反说的效用。
“你们看如何发落？”太祖又问。“自然是罪在不赦，”赵光义仍是一副愤慨的神情，“违法乱纪，应行大辟之罪。”“死刑？”太祖有些踌躇了，“这太重了吧，赵普你说呢？”赵普自然也是正话反说：“陛下多次面谕，以整饬纲纪为重，非重判不足已警惕军心。”“不可，不可！”皇帝大不以为然。他二人越是如此说，皇帝越念及平蜀诸将的战功，但又不能就此赦免。于是太祖说：“那就让文武百官说怎办吧。”
朝廷上众臣争辩非常激烈，一派重纲纪，一派强调战功，自晨到午相持不下，最后兵部郎中卢多逊说：“王全斌等人的战功，自在圣明洞鉴之中。因其功而有其罪，恩出自上，臣子亦不宜胡乱争吵。”
太祖听罢，心中非常高兴，宣布退朝。退朝后，太祖对赵普，赵光义说：“我这几天总想这件事，你们的用心我也知道，要明说王全斌他们战功甚高，应该赦免，怕我不答应，特为反过来说，其实不必如此，我又不是汉武帝，你们也不必学东方朔。”说完，太祖自己就先笑了起来。最后，太祖下旨：念王全斌等人平蜀有功，死罪当免，但活罪不赦，降王全斌为崇文年节度使；崔彦进为昭化年节度使，王仁赡为右卫大将军。这样，既保全了诸功臣性命，又安定了众臣之心。
在奖惩上，也有由于奖惩不当给事业造成很大损失的反面教训。
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一些能干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入狱，没有人敢干事。因为干事越多，出错越多。魏尚只不过是上交首级的数字比上报的数字少了6颗，就被逮捕下狱。
春秋时期，楚国赏赐太滥，刑罚苛刻。赏赐太滥，有功无功、好人坏人都可以得到赏赐，那样就会伤了好人心，谁还愿意卖命呢？刑罚苛刻，也会伤及好人，况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个毛病呢？刑罚苛刻，弄得人人自危，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谁还敢呆在楚国呢？而晋国国君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因此，楚国的好多人才跑到晋国去了。楚才晋用的教训是深刻的。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用人之道，要鼓励竞争，不能大家彼此彼此，相安无事，一旦有人做出了贡献，不但不赏，还有非议，“枪打出头鸟”，明里暗里打击。在这种环境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出来了也会被压下去。而那些平平庸庸者却不仅不罚，还能长期踞于要位。所以领导者不仅自己不能嫉贤妒能，而且要消除下级嫉贤妒能的不良心理。要鼓励竞争，为用人所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是礼仪之邦，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使我们染上了中庸之道的弱点，其表现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随大流、怕出头，嫉妒、眼红，反对冒尖，甚至打击冒尖；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竟成了至理名言。这种中庸思想严重地阻碍着人们才华的流露。百事不干当然无错可犯，但冒尖的能人、实干家出点小错总比那种无能之辈和不求进取的“维持派”强得多！一个领导者其下属中冒尖的能人越多，他所领导的事业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领导者要极力爱护、鼓励、引导、教育他们，为下属开展竞争、追求上进创造机会和条件，只有竞争才会出尖子，鼓励竞争才会使我们的事业龙腾虎跃。在竞争面前，没有后门可言，没有论资排辈之说，没有打不破的垄断，一切都凭真才实学。如果各行各业的领导都能通过竞争发现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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