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懂得体谅下属，能够宽容下属。张飞的火暴脾气，关羽的骄傲自负，庞统的相貌丑陋他都可以原谅，取其所长容其所短。不像曹操那样性子急，一不开心就要杀要砍的，给人伴君如伴虎的感觉。
刘备人缘好，善于交际，对朋友有信，对属下有义，贫贱时坚持作风，富贵后不改宽厚。从刘备早年时，便有不少年轻人崇拜而争相归附，连往来的马贩都觉得应该多给刘备钱财，以助成其大事。
前往徐州，陶谦送资丹杨兵四千名；投靠荆州，刘表多益增兵卒；增援益州，刘璋大手笔相“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
特别是昔日刘备颠沛流离，屡次被曹操击败，但是刘备麾下仍愿意回归刘备，为之效力。徐州之役，刘备被曹操击溃，转投袁绍。
被俘虏的关羽，也亡归刘备，被人称之以义。刘备在荆州时，当地豪杰投靠刘备愈来愈多，包括诸葛亮、徐庶、伊籍、霍峻、向朗、黄忠、魏延、蒋琬及廖化等荆州人，甚至于连庐江郡的雷绪，皆愿率领部属数万人远来归附。庐江人不肯为当地统治者（曹操）效命，也不转投同乡人（周瑜就是庐江人）或是孙权等江东政权，却宁愿长途跋涉，向异乡人刘备靠拢，这说明民众选择的眼光是雪亮的，何者应亲，何者应离，自有分寸。
有道是“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刘表死后，曹操如狂风暴雨叩关，刘备在临危存亡之秋，仍吸引刘琮左右官员及大批荆州民众追随，“比至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但是刘备不愿放弃军士人民而自行逃命，抱着被曹操袭击的危险，故赴义之士愿意同甘共苦，荆州士民对刘备的投靠胜于对曹操的依赖。
收川之役，益州不少人支持刘备，包括原效命刘璋的法正、张松、董和、黄权及李严等人，还有吴壹及费观等刘璋的婚亲，皆愿投降刘备而不愿为刘璋力战。这说明刘璋之失人心，导致众叛亲离，更说明刘备的得人心，而魅力动人。
见人有难而相助，这从刘备早年出兵援救孔融及陶谦可知，甚至于在曹操强压之力携民渡江，可见其仗义行侠的心态。
刘备的成功，实际上就在他善于攻心，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百姓，都是如此。只有尊重人才，才能赢得人才的心。
推功揽过
能够推功揽过、扬人之长、责已之咎，是刘备能够笼络人心，使将士为他誓死效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初，曹操与袁绍官渡、仓亭之战刚结束时，刘备曾率数万人进攻许昌，结果被曹操出奇兵打得大败。刘备领残兵千人仓皇逃至汉江沿岸，处境十分狼狈。这时，刘备对身边将士感叹地说：“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诸将闻听此言，都悲痛落泪。将心比心，主公既为众人考虑，众人也要为主公考虑。这样，即使有些怨气，也顿然消释了。甚至进而转化为一种凝聚力，转化成为同仇敌忾之激情。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袁绍势力一度强大，威震中原，手下将才济济。但他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最后逐渐衰亡，手下人才各奔明主。田丰之死，就是一典型事例。
田丰本是袁绍手下的一个异常优秀的谋士。曾对官渡之战的形势作过准确而精密的分析。当曹操与刘备在徐州“鹬蚌相争”难解难分之际，田丰就向袁绍提出乘其后方空虚出奇兵袭曹营的主张。这本是一个绝好战机，但袁绍不听。等到曹操打败刘备回师官渡时，袁绍却要同曹操决战。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应以持久战为上策。袁绍又不采纳田丰的计策，一意孤行，非要出兵不可。田丰还是诚恳地劝告他，指出危险所在，袁绍根本看不到田丰的忠心耿耿，反而认为田丰是在众人面前败坏自己的名声，竟然把田丰囚禁下狱。
后来，果如田丰所料，袁绍吃了败仗。这时有人对田丰说：“这回你一定会得到重用了。”然而田丰沉重地说：“如果不能取胜，我的命也就保不住了。”果然，袁绍惨遭大败后，损兵折将，残军相聚，丧失兄弟，各个捶胸大哭，都说：“若听田丰之言，我军岂能遭此惨祸！”
袁绍在痛悔之际，对身边大将逢纪所说的却是：“吾不听田丰之言，致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于是，在途中便派人拿着他的剑，提前先到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后人写有一首《袁绍逆行》长言诗感叹此事曰：“匹夫自持枉鏖兵，逆耳忠言伴怒听。官渡败羞翻作恼，妒情未肯赦田丰。”难怪袁绍败绩。
对于现代的领导而言，用人要推心置腹，使“上下之诚相照”，对大臣要“信其忠则不疑其伪”。不能因一些小过失就以法束缚之。
只要领导对被使用的人“委之以诚”，被使用的人就会“荷恩尽力”。
这是用人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赵匡胤胆略服人
赵匡胤颇有胆略。在他称帝之初，节度使的势力很盛，骄横难制。有一天，赵匡胤将他们召来，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然后他也单身上马，不带卫士，和这些节度使一起驰出皇宫。到了固子门的树林之中，又与他们一起下马饮酒。
饮了几杯酒以后，赵匡胤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这些节使度都被他的这种气概镇住了，一个个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
赵匡胤再三询问，他们吓得只是埋头不语。赵匡胤就训斥他们说：“你们既然要我做天子，就应当各尽臣子的职责，今后不准再骄横不法，目无天子！”
节度使们都高呼万岁，表示顺从。
赵匡胤是非常高明的，他的胆略帮他赢得了节度使们的忠心。
这也是他爱才的表现，他没有盲目地杀掉这些人，而是采取了攻心为上，让这些本来要造反的人心甘情愿地继续为他所用。这样的气度和手腕，是值得企业的领导们学习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工资、报酬、奖金、生活压力等因素，如果发挥得好的话，也只能调动人的工作能力的远园豫，另外源园豫，则有待于领导者或领导集团的特殊才能来调动。领导者的这种特殊才能和素质，是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十分顺乎自然地表现出来的。领导者的这种表现，常常能很自然地赢得人心，受人敬佩。
康熙用人权术
到康熙帝时，虽然汉人已甘心做大清帝国的臣民，但仍有少数知识分子，不肯做清朝官，因此感化汉族知识分子，收买人心是非常重要的。康熙即位后，即颁诏天下，令地方官吏举荐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遗老，“征聘来京，以便攫用”。
陕西总督鄂善推荐了关中著名学者李顒，但李顒以有病为理由，坚决不肯入朝做官。康熙派大吏们不断地看他，等他病好后催促入京。大吏们天天来催，后来少里见李顒卧在床上，十分颁固，就让人把他从家里一直抬到西安，督抚大人亲自到床前劝他答应进京。李顒竟然绝食，水米不进，还乘人不备取佩刀自刺，以死拒任。
督抚报告给康熙，康熙一点也不生气，吩咐不要再逼他。
四十二年（公元1730年）康熙西巡到西安，让督抚转达自己尊崇李顒是当代大儒，打算去拜访的意思。
李顒仍以有病无法接驾婉拒。康熙帝表示没关系，并真的来到李顒的邻境，放风说要亲到李家探望病情。李顒忙让自己的儿子带上自己写的几本书去见康熙，即他是大明臣民不能跪拜康熙，而他的儿子是大清臣民，可以跪拜康熙。康熙见了李顒的儿子，得知李顒确实有病，也就没有勉强。
康熙帝对李的儿子说：“尔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帖以旌尔父之志。”谕示巡抚鄂海：“周至县处士李，人好读书，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嘉之。并嘱咐要妥善照顾李顒。”
康熙帝此做法，对汉族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为了促使汉族知识分子入京为官，特设博学鸿词科，143位被举荐者参加了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体仁阁的考试。康熙帝亲自阅卷，录取了53人。很有才华的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彭孙遹故意把诗写得言词不通顺，潘耒、李来泰，施闰章等的诗不合韵律，却把他们都录取了。
被录取的授给翰林院官职，安排“入史馆，纂修明史”。修《明史》对汉族知识分子吸引力很大，万斯同、刘献庭等人不做官，不入史馆但愿意以“布衣”身份修史，坚决不仕的大学者黄宗羲甚至也让其子入馆修史，并允许录自己所著之书。
康熙一系列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他重视知识，善于用人的结果。
要想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必须给予人才应有的尊重。尊重人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给予人才应有的名誉、地位、待遇、理解和支持等等，都是对人才的尊重。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深知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尊重人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真心诚意地尊重人才，用真情打动人才、感染人才、凝聚人才，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人才流失，可以说是现在企业、行业领导最为头痛的事情之一。如何处理好领导者与人才间的博弈，作为领导者而言，就是做好留人留心的工作。
工作中应当“以利为基，以义导利”，注重软、硬两方面的约束。
从硬的方面讲就是以法律人，注重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一是从企业内部来讲，要完善用工制度，明确责任，一旦出现问题，绝不姑息。二是从企业间来说，要形成良性互动、达成共识，对那些见利忘义、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哪怕水平再高、能力再强，都要拒之千里。
从软的方面讲就是以利励人，注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才发展体系和公正、公平的人才竞争激励机制，使他们随时随地能体会到自己职位与责任的变迁与提高，感受到自己的付出与回报（包括物质与精神）成正比，时时有压力，处处有动力。在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中，激发人的潜能，创造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又有益于人才自身提高进步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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