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未来（1）
像欧洲的骑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这样能够明确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如果历史能够重演，那么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再现。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精神衰落的特殊的地理性因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以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精神起过更大的、更具一般意义的各种原因，肯定也在对武士道的衰落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欧洲，骑士精神从封建制度脱离而被基督教会所收养时，它重获生机。与此相反，在日本并没有强大的宗教足以养育它。因此，当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遗留的孤儿，必须去自谋生路。也许现行的精密的军事机构可以把它置于其保护之下，但是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对武士道的持续成长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神道曾哺育过幼年时的武士道，而如今神道自己也已经衰老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已被边沁、弥尔之类的知识的暴发户所取代。为了迎合时代的好战的排他的倾向，未被认真思索的道德理论便应运而生，并且被看作更能适应当今需求，不过，我们现在只不过在专事煽情的黄色新闻的专栏里还能听到那种刺耳的回响罢了。
各种各样的权力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韦伯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有的工业阶级之间的礼仪规范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庸俗化，在所有多愁善感者眼里，已被看作当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已经这样了，民主主义的潮流难以抗拒，它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垄断了知识、文化的储备资本、制定道德品质的等级和价值的人们组成的托拉斯。现代的社会化的势力是反对阶级精神的，而骑士道却正如弗里曼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正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只要标榜哪怕是某种统一，就不会容忍“为了特权阶级利益而设计出来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①另外，教育的普及、产业技术、财富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懂得，不论是武士的刀的最锋利的击刺也好，还是从武士道的最强劲的弓射出的最锐利的箭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名誉的岩石上建设起来，并由名誉来捍卫的国家——我们是称之为名誉之国，还是仿照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喋喋不休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一位大思想家用来讲述特里萨和安蒂冈尼时所说过的话，“诞生他们轰轰烈烈事迹的环境已经永远消失了”，也许用到武士身上也会很合适。
真可悲啊，武士的美德！真可叹啊，武士的骄傲！用号角和鼓声进入世间的道德，也有和“将军们和国王的逝去”相同的命运，注定要逝去。
如果说历史可以对我们有什么教导的话，那就是建立在武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永远都不是世上“保持永恒的城市”。虽说人身上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天然的，并且被有效的证明可以产生高尚感情和男子汉美德，但它并不是人的全部。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更为神圣的本能，这就是爱。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用它来进行过教导，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武士道以及其他一切军事型的伦理，却无疑由于专注于眼前的、解决实际需要问题，而常常忘了对上述事实给以恰当的重视。今天需要我们注意的东西，是比战士的使命更崇高更宽广的使命。随着人生观的扩大、民主主义的发展、对其他国民其他国家的了解的加深，孔子的仁的思想——或许还可以加入佛教的慈悲思想？——可能会扩大到基督教的博爱的观念。人已不是臣民，而是已发展到公民的地位。不，他们不只是公民——而是超过公民的人了。虽然战云阴暗地密布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会把它驱散。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出卖了和平的长子权，并且从工业主义的前线撤退下来，转移到侵略主义队伍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最糟糕的买卖!
在社会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甚至是敌对武士道德的今天，已经到了应该为它的光荣准备葬礼的时候了。指出骑士制度的死亡时间是困难的，如同确定其开始的准确时间是困难的一样。米勒博士说，法国的亨利二世在1559年的一次比武中被杀，骑士制度因而被正式废除。在我国，1870年的废藩置县的诏令就是敲响武士道的丧钟的信号。五年之后颁布的废刀令，则是大张旗鼓地送走了作为“无偿地获得一生恩典、低廉的国防、男子汉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并大张旗鼓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新时代。
有人说，日本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能够取胜完全是村田枪和克虏伯炮的原因；又有人说，这个胜利是现代的学校制度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连片面的真理都算不上。即使是埃尔巴或斯坦韦制造的最精良的钢琴，不经大师之手，它能自行弹奏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者，如果说枪炮是能打胜仗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路易?拿破仑没能用他的密特莱尔兹式机关枪去打败普鲁士军队？为什么西班牙人没能用他们的毛瑟枪去打败仅仅是用旧式的来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这些老话都没重复的必要了，注入活力的是精神，没有它，多好的器具也没用。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会！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洲，打胜仗的是我们内心祖先们的魂魄，他们牵引着我们的双手。这些英魂、我们勇敢的祖先的魂魄，并没有死，那些心明眼亮的人会清楚地看见，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掀开他的外表也会在他的骨子里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荣誉、勇敢以及其他一切武德的伟大遗产，正如克拉姆教授十分恰当地表达的那样，“只不过是我们托管的，是死者和将来的子孙的不可剥夺的领地。”而现在的使命就是保护这个遗产，让古老的精神不受丝毫损害，未来的使命则是拓展它的范围，在生活的各个行业和关系中加以应用。
武士道像欧洲的骑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这样能够明确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如果历史能够重演，那么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再现。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精神衰落的特殊的地理性因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以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精神起过更大的、更具一般意义的各种原因，肯定也在对武士道的衰落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欧洲，骑士精神从封建制度脱离而被基督教会所收养时，它重获生机。与此相反，在日本并没有强大的宗教足以养育它。因此，当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遗留的孤儿，必须去自谋生路。也许现行的精密的军事机构可以把它置于其保护之下，但是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对武士道的持续成长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神道曾哺育过幼年时的武士道，而如今神道自己也已经衰老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已被边沁、弥尔之类的知识的暴发户所取代。为了迎合时代的好战的排他的倾向，未被认真思索的道德理论便应运而生，并且被看作更能适应当今需求，不过，我们现在只不过在专事煽情的黄色新闻的专栏里还能听到那种刺耳的回响罢了。
各种各样的权力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韦伯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有的工业阶级之间的礼仪规范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庸俗化，在所有多愁善感者眼里，已被看作当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已经这样了，民主主义的潮流难以抗拒，它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垄断了知识、文化的储备资本、制定道德品质的等级和价值的人们组成的托拉斯。现代的社会化的势力是反对阶级精神的，而骑士道却正如弗里曼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正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只要标榜哪怕是某种统一，就不会容忍“为了特权阶级利益而设计出来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①另外，教育的普及、产业技术、财富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懂得，不论是武士的刀的最锋利的击刺也好，还是从武士道的最强劲的弓射出的最锐利的箭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名誉的岩石上建设起来，并由名誉来捍卫的国家——我们是称之为名誉之国，还是仿照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喋喋不休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一位大思想家用来讲述特里萨和安蒂冈尼时所说过的话，“诞生他们轰轰烈烈事迹的环境已经永远消失了”，也许用到武士身上也会很合适。
真可悲啊，武士的美德！真可叹啊，武士的骄傲！用号角和鼓声进入世间的道德，也有和“将军们和国王的逝去”相同的命运，注定要逝去。
如果说历史可以对我们有什么教导的话，那就是建立在武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还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永远都不是世上“保持永恒的城市”。虽说人身上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天然的，并且被有效的证明可以产生高尚感情和男子汉美德，但它并不是人的全部。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更为神圣的本能，这就是爱。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用它来进行过教导，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武士道以及其他一切军事型的伦理，却无疑由于专注于眼前的、解决实际需要问题，而常常忘了对上述事实给以恰当的重视。今天需要我们注意的东西，是比战士的使命更崇高更宽广的使命。随着人生观的扩大、民主主义的发展、对其他国民其他国家的了解的加深，孔子的仁的思想——或许还可以加入佛教的慈悲思想？——可能会扩大到基督教的博爱的观念。人已不是臣民，而是已发展到公民的地位。不，他们不只是公民——而是超过公民的人了。虽然战云阴暗地密布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会把它驱散。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出卖了和平的长子权，并且从工业主义的前线撤退下来，转移到侵略主义队伍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最糟糕的买卖!
在社会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甚至是敌对武士道德的今天，已经到了应该为它的光荣准备葬礼的时候了。指出骑士制度的死亡时间是困难的，如同确定其开始的准确时间是困难的一样。米勒博士说，法国的亨利二世在1559年的一次比武中被杀，骑士制度因而被正式废除。在我国，1870年的废藩置县的诏令就是敲响武士道的丧钟的信号。五年之后颁布的废刀令，则是大张旗鼓地送走了作为“无偿地获得一生恩典、低廉的国防、男子汉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并大张旗鼓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新时代。
有人说，日本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能够取胜完全是村田枪和克虏伯炮的原因；又有人说，这个胜利是现代的学校制度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连片面的真理都算不上。即使是埃尔巴或斯坦韦制造的最精良的钢琴，不经大师之手，它能自行弹奏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者，如果说枪炮是能打胜仗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路易?拿破仑没能用他的密特莱尔兹式机关枪去打败普鲁士军队？为什么西班牙人没能用他们的毛瑟枪去打败仅仅是用旧式的来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这些老话都没重复的必要了，注入活力的是精神，没有它，多好的器具也没用。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会！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洲，打胜仗的是我们内心祖先们的魂魄，他们牵引着我们的双手。这些英魂、我们勇敢的祖先的魂魄，并没有死，那些心明眼亮的人会清楚地看见，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掀开他的外表也会在他的骨子里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荣誉、勇敢以及其他一切武德的伟大遗产，正如克拉姆教授十分恰当地表达的那样，“只不过是我们托管的，是死者和将来的子孙的不可剥夺的领地。”而现在的使命就是保护这个遗产，让古老的精神不受丝毫损害，未来的使命则是拓展它的范围，在生活的各个行业和关系中加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