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亨廷顿的世界
吴从周 评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区发动大规模持续空袭。同一天，美国哈佛大学宣布，曾就职于该校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逝世，享年81岁。
这位在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似乎是要用这种巧合，再次证明他的文明冲突理论是正确的。
天才少年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出生在美国纽约市。他的祖先在1633年来到新英格兰，是当地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亨廷顿的父亲理查德·托马斯·亨廷顿（richard thomas huntington）是一个宾馆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德罗西·桑伯伦·菲利普斯（dorothy sanborn philips）是一名短篇小说作家，外祖父约翰·桑伯伦·菲利普斯（john sanborn philips）则是《麦克卢尔》的合作出版者之一。这份杂志在1902年底发表的三组重要文章，分别揭露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黑幕、圣路易斯等城市弊端、以及劳工联盟腐败的问题，开始了美国新闻界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的“扒粪运动”。
在亨廷顿出生的时候，美国人平均6个人有一辆汽车。那一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一名开飞机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快10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看来也还遥遥无期。总是，这是一段世界大战间的安静时光。
亨廷顿迅速展现出自己过人的天赋。他在16岁就从彼得·斯特文森特高中考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耶鲁大学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因为他被评为“成绩特优秀”，提前毕业。他到美国军队服了一段短暂的兵役。1947年，也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长达44年的冷战就此开始的一年，20岁的亨廷顿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美国政治史。在这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西部进步党人的政治策略。
在芝加哥大学，亨廷顿是一个活跃分子，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校园政治活动中去。直到1948年秋天，这位天才少年转入哈佛大学，才重新捡起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是并未放弃对美国政治的关注。1950年，亨廷顿花了整整4个月来写博士论文，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患上了糖尿病。自那以后，他每6天要验一次血，每3天要注射一次胰岛素。他的博士论文是《委托代理主义：行政政治之研究》。这篇文章继承了外祖父的“扒粪精神”，描述了联邦机构，特别是州际商业委员会是如何被他们应该管制的工业团体所取代的过程。
在哈佛，亨廷顿深受保守主义哲学家威廉·雅德尔·艾略特的影响。这位老师告诉亨廷顿：“你有一个好脑袋，不过你现在必须读懂一些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亨廷顿就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不过那时候他并非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在他的同学中，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学生被艾略特特别宠爱，甚至每天安排和他单独交谈的时间。而这时候，亨廷顿只有眼巴巴等在办公室门口，盼着那个叫亨利·基辛格的家伙快点出来。
1950年夏天，亨廷顿开始在哈佛担任教职。当时，他年仅23岁，经常被当作本科生。这一年9月，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政党竞争的学术论文《美国政党理论的修正》，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界崭露头角。
“战争罪犯”
亨廷顿第一次被公众所争论，与麦克阿瑟有关。
由于朝鲜战场的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主张对中国在东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必要时动用核武器。杜鲁门担心此举会导致苏联参战而不同意。傲慢的麦克阿瑟公开指责白宫政策。因此，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解除其一切职务。 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英雄式欢迎。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杜鲁门支持率下降到了26%。四个州的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 “我即将结束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我从军是在本世纪开始之前，而这是我童年的希望与梦想的实现。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教练场上宣誓以来，这个世界已经过多次变化，而我的希望与梦想早已消逝，但我仍记着当时最流行的一首军歌词：‘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作为一名前美军士兵，亨廷顿很难不被这位美国军队中的传奇英雄所感染。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这本书自出版起就饱受争议，有人撰文指责这本书中到处是军国主义的色彩。
看起来似乎真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亨廷顿承认“不能把人的天性、社会机构与信仰放在一个完整的逻辑范畴里。”他说，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珍珠港遭到攻击，美国人很少谈及对外国威胁的担忧。国家安全的遗产由地理环境赋予，而非英明的政策所造就。由于既无安全之虞，建立在资源富饶的大陆上的经济增长也完全用不着担心，美国人从他们讲英语的祖先那里继承的自由主义的意识，能够未遭抵抗地牢固确立。由于没有什么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很少需要捍卫，而“自由主义不仅不理解，并且还敌视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作用。”但是，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是障碍，此时，对安全的考量应该优先于对自由价值的考量。
这本书中的观点激怒了很多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同事。第二年，该系解除了他的教职。他只好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后哈佛大学又邀请他回来。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反对他的示威者唱着歌，在校园里尾随他。学生们占领了他工作的国际事务中心。一天早晨，他年轻的儿子醒来后，发现一条标语刷在他家的大门上：“战争罪犯就住在这里！”
但是，后来的人们会发现，这本书对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是如此富有洞见。亨廷顿说，正是美国人以自由主义思想与外部世界交往，造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他写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爱国主义，它主张的不是美国人民优于别国人民，而是美国的理想优于别国的理想。”美国的对外政策却是以普遍原则标准来判断的。
按亨廷顿的说法，这就使得美国人在捍卫核心的国家利益时，会导致美国式自由主义中的非战主义张力；而在捍卫人权时，又会导致侵略的张力：如果能够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的十字军，自由主义者会非常乐意支持一场战争。
从亨廷顿的理论出发，日后美国试图充当国际警察，四处介入冲突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他的“文明冲突论”，也渐渐显露出雏形。
饱受争议
由于在哈佛受到的反对令他不胜其扰，亨廷顿不得不有一次短暂离开。如果刨除这两次短暂出走不算，在他一生中，在哈佛任教的时间长达58年。
在1950至1960年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热衷一个大问题是政治现代化。研究者津津乐道于如何在非洲培育美国式的民主与法律体系。亨廷顿对此不屑一顾。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越南——一个权力的运作完全不同的地方，从中提练出一个重大的主题，然后在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中作了精辟阐述。这本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亨廷顿在书中大胆断言：“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
他说，不能用美国人的历史经验来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美国人相信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都是统一的。但想想印度，5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但政治很稳定。这是因为它不寻常地拥有两个因素：没有受过教育的选民和受过高等教育足够管理现代政府的精英。现在识字的印度中下层阶级正在出现，该国的政治就变得糟糕了。革命发生后，保持贫穷是成功的关键。经济制裁造成的食物短缺等苦难不会导致像萨达姆那样的革命政权的垮台。物质上的牺牲被视为忠诚于革命的证据。”
尽管这段时间，亨廷顿一直在学界的争论中进行工作，编著了十多本图书，但是他的名声还停留在学术的小圈子里。直到1993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他的名声才开始如日中天。
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写道：“在这个新世界中，导致冲突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差距，人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及冲突的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虽然国家仍然将在国际事务舞台上作为强有力的角色出场，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国家和不同的文明体之间。文明之间的碰撞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的冲突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前线。”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是要流产的。
在熟悉亨廷顿的人看来，这个观点似乎并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响。因为亨廷顿总是惯于发表一些看上去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他就说腐败有时候是好事。
按照日后《大西洋月刊》的说法，这篇29页的文章实际上煽动了激情并立即引起了愤怒的反应。人们在乎的纯粹是亨廷顿的说法。《文明的冲突？》被翻译成了26种语言，世界各地都组织了为这篇文章而争论的学术讨论会。对《文明的冲突?》的许多批评更多地表现出价值判断——例如说它有“道德危险”，是“自我满足的预言”。
后来，亨廷顿在他的著作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
文明冲突
1996年，亨廷顿把那篇论文题目去掉了问号，扩充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这本书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前所未有的反响。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提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他在书中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他同时警告说：“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和中国的自负的相互作用。”
亨廷顿在这本书中阐述的观点，与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意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位同样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者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热情洋溢地宣称，西方的胜利代表着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面胜利。
另一位批评亨廷顿的伟大学者是爱德华•萨义德。他撰文嘲讽说，亨廷顿的观点是 “无知的冲突”。 萨义德写道，亨廷顿轻率地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简化为一个大力水手与布鲁托之间的鲁莽互殴：“文明之间不仅有宗教战争和帝王的征服，还有交流、互育和共享。这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因为急于把现实简化成文明的冲突而被忽视了。”
但是，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让人们发现，用亨廷顿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大体上行得通的。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的是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之间的分歧，但人们的普遍兴趣，因为世界上发生的热点事件，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信奉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上。
而亨廷顿对此的警告是：指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会变得非常喜欢我们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意愿良好的本能只会造成伤害。“在种族争斗和文明冲突显现的世界里，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普遍信仰是虚伪、不道德和危险的，他们正在承受这三个问题的痛苦。”他认为，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文明冲突中，美国必须抓住机会完成两件事：首先，把西方国家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其次，努力更现实地了解别人眼里看到的世界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时刻要求我们除了客观，还要意志坚强、谦逊。手段要无情，但处理要慎重。”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的研究视角再次回到美国国内，讨论了美国国民认同遭遇到的危机。他认为，美国似乎已经面临严重的国民认同危机，如果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一直以来，批评家指责这位哈佛教授在鼓励文化差异，而不是构建对话来弥合分歧。对此，亨廷顿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97年12月6日，距离他的逝世，以及以色列的战斗机再次掠过加沙上空，已经整整11年。
2009年1月4日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区发动大规模持续空袭。同一天，美国哈佛大学宣布，曾就职于该校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逝世，享年81岁。
这位在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似乎是要用这种巧合，再次证明他的文明冲突理论是正确的。
天才少年
1927年4月18日，亨廷顿出生在美国纽约市。他的祖先在1633年来到新英格兰，是当地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亨廷顿的父亲理查德·托马斯·亨廷顿（richard thomas huntington）是一个宾馆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德罗西·桑伯伦·菲利普斯（dorothy sanborn philips）是一名短篇小说作家，外祖父约翰·桑伯伦·菲利普斯（john sanborn philips）则是《麦克卢尔》的合作出版者之一。这份杂志在1902年底发表的三组重要文章，分别揭露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黑幕、圣路易斯等城市弊端、以及劳工联盟腐败的问题，开始了美国新闻界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的“扒粪运动”。
在亨廷顿出生的时候，美国人平均6个人有一辆汽车。那一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一名开飞机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快10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看来也还遥遥无期。总是，这是一段世界大战间的安静时光。
亨廷顿迅速展现出自己过人的天赋。他在16岁就从彼得·斯特文森特高中考入耶鲁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在耶鲁大学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因为他被评为“成绩特优秀”，提前毕业。他到美国军队服了一段短暂的兵役。1947年，也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长达44年的冷战就此开始的一年，20岁的亨廷顿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美国政治史。在这期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西部进步党人的政治策略。
在芝加哥大学，亨廷顿是一个活跃分子，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校园政治活动中去。直到1948年秋天，这位天才少年转入哈佛大学，才重新捡起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是并未放弃对美国政治的关注。1950年，亨廷顿花了整整4个月来写博士论文，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患上了糖尿病。自那以后，他每6天要验一次血，每3天要注射一次胰岛素。他的博士论文是《委托代理主义：行政政治之研究》。这篇文章继承了外祖父的“扒粪精神”，描述了联邦机构，特别是州际商业委员会是如何被他们应该管制的工业团体所取代的过程。
在哈佛，亨廷顿深受保守主义哲学家威廉·雅德尔·艾略特的影响。这位老师告诉亨廷顿：“你有一个好脑袋，不过你现在必须读懂一些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亨廷顿就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不过那时候他并非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在他的同学中，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学生被艾略特特别宠爱，甚至每天安排和他单独交谈的时间。而这时候，亨廷顿只有眼巴巴等在办公室门口，盼着那个叫亨利·基辛格的家伙快点出来。
1950年夏天，亨廷顿开始在哈佛担任教职。当时，他年仅23岁，经常被当作本科生。这一年9月，他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政党竞争的学术论文《美国政党理论的修正》，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界崭露头角。
“战争罪犯”
亨廷顿第一次被公众所争论，与麦克阿瑟有关。
由于朝鲜战场的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主张对中国在东北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必要时动用核武器。杜鲁门担心此举会导致苏联参战而不同意。傲慢的麦克阿瑟公开指责白宫政策。因此，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解除其一切职务。 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英雄式欢迎。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的游行示威活动，杜鲁门支持率下降到了26%。四个州的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杜鲁门总统收回成命。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 “我即将结束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我从军是在本世纪开始之前，而这是我童年的希望与梦想的实现。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教练场上宣誓以来，这个世界已经过多次变化，而我的希望与梦想早已消逝，但我仍记着当时最流行的一首军歌词：‘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作为一名前美军士兵，亨廷顿很难不被这位美国军队中的传奇英雄所感染。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这本书自出版起就饱受争议，有人撰文指责这本书中到处是军国主义的色彩。
看起来似乎真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亨廷顿承认“不能把人的天性、社会机构与信仰放在一个完整的逻辑范畴里。”他说，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珍珠港遭到攻击，美国人很少谈及对外国威胁的担忧。国家安全的遗产由地理环境赋予，而非英明的政策所造就。由于既无安全之虞，建立在资源富饶的大陆上的经济增长也完全用不着担心，美国人从他们讲英语的祖先那里继承的自由主义的意识，能够未遭抵抗地牢固确立。由于没有什么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很少需要捍卫，而“自由主义不仅不理解，并且还敌视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作用。”但是，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是障碍，此时，对安全的考量应该优先于对自由价值的考量。
这本书中的观点激怒了很多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同事。第二年，该系解除了他的教职。他只好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后哈佛大学又邀请他回来。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反对他的示威者唱着歌，在校园里尾随他。学生们占领了他工作的国际事务中心。一天早晨，他年轻的儿子醒来后，发现一条标语刷在他家的大门上：“战争罪犯就住在这里！”
但是，后来的人们会发现，这本书对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是如此富有洞见。亨廷顿说，正是美国人以自由主义思想与外部世界交往，造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他写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爱国主义，它主张的不是美国人民优于别国人民，而是美国的理想优于别国的理想。”美国的对外政策却是以普遍原则标准来判断的。
按亨廷顿的说法，这就使得美国人在捍卫核心的国家利益时，会导致美国式自由主义中的非战主义张力；而在捍卫人权时，又会导致侵略的张力：如果能够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的十字军，自由主义者会非常乐意支持一场战争。
从亨廷顿的理论出发，日后美国试图充当国际警察，四处介入冲突就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他的“文明冲突论”，也渐渐显露出雏形。
饱受争议
由于在哈佛受到的反对令他不胜其扰，亨廷顿不得不有一次短暂离开。如果刨除这两次短暂出走不算，在他一生中，在哈佛任教的时间长达58年。
在1950至1960年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热衷一个大问题是政治现代化。研究者津津乐道于如何在非洲培育美国式的民主与法律体系。亨廷顿对此不屑一顾。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越南——一个权力的运作完全不同的地方，从中提练出一个重大的主题，然后在他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中作了精辟阐述。这本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亨廷顿在书中大胆断言：“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
他说，不能用美国人的历史经验来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美国人相信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都是统一的。但想想印度，5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但政治很稳定。这是因为它不寻常地拥有两个因素：没有受过教育的选民和受过高等教育足够管理现代政府的精英。现在识字的印度中下层阶级正在出现，该国的政治就变得糟糕了。革命发生后，保持贫穷是成功的关键。经济制裁造成的食物短缺等苦难不会导致像萨达姆那样的革命政权的垮台。物质上的牺牲被视为忠诚于革命的证据。”
尽管这段时间，亨廷顿一直在学界的争论中进行工作，编著了十多本图书，但是他的名声还停留在学术的小圈子里。直到1993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他的名声才开始如日中天。
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写道：“在这个新世界中，导致冲突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差距，人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及冲突的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虽然国家仍然将在国际事务舞台上作为强有力的角色出场，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国家和不同的文明体之间。文明之间的碰撞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的冲突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前线。”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是要流产的。
在熟悉亨廷顿的人看来，这个观点似乎并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响。因为亨廷顿总是惯于发表一些看上去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他就说腐败有时候是好事。
按照日后《大西洋月刊》的说法，这篇29页的文章实际上煽动了激情并立即引起了愤怒的反应。人们在乎的纯粹是亨廷顿的说法。《文明的冲突？》被翻译成了26种语言，世界各地都组织了为这篇文章而争论的学术讨论会。对《文明的冲突?》的许多批评更多地表现出价值判断——例如说它有“道德危险”，是“自我满足的预言”。
后来，亨廷顿在他的著作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
文明冲突
1996年，亨廷顿把那篇论文题目去掉了问号，扩充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这本书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前所未有的反响。
在这本书里，亨廷顿提出，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他在书中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他同时警告说：“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和中国的自负的相互作用。”
亨廷顿在这本书中阐述的观点，与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意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位同样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者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热情洋溢地宣称，西方的胜利代表着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全面胜利。
另一位批评亨廷顿的伟大学者是爱德华•萨义德。他撰文嘲讽说，亨廷顿的观点是 “无知的冲突”。 萨义德写道，亨廷顿轻率地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简化为一个大力水手与布鲁托之间的鲁莽互殴：“文明之间不仅有宗教战争和帝王的征服，还有交流、互育和共享。这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因为急于把现实简化成文明的冲突而被忽视了。”
但是，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让人们发现，用亨廷顿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大体上行得通的。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的是世界所有古老文明之间的分歧，但人们的普遍兴趣，因为世界上发生的热点事件，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信奉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上。
而亨廷顿对此的警告是：指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会变得非常喜欢我们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意愿良好的本能只会造成伤害。“在种族争斗和文明冲突显现的世界里，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普遍信仰是虚伪、不道德和危险的，他们正在承受这三个问题的痛苦。”他认为，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文明冲突中，美国必须抓住机会完成两件事：首先，把西方国家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其次，努力更现实地了解别人眼里看到的世界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时刻要求我们除了客观，还要意志坚强、谦逊。手段要无情，但处理要慎重。”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的研究视角再次回到美国国内，讨论了美国国民认同遭遇到的危机。他认为，美国似乎已经面临严重的国民认同危机，如果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一直以来，批评家指责这位哈佛教授在鼓励文化差异，而不是构建对话来弥合分歧。对此，亨廷顿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97年12月6日，距离他的逝世，以及以色列的战斗机再次掠过加沙上空，已经整整11年。
200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