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思想罪就意味着死亡(1)

　　温斯顿刚刚摸到门把手，便看到他的日记摊开着放在桌上。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体极大，从房间的另一端也看得清清楚楚。

　　想不到他会如此愚蠢。但是，即使在惊慌失措之中他也意识到，他不愿在墨水未干时就合上本子，他可不想弄脏那乳白色的纸张。

　　他深吸一口气，咬紧了牙关，打开房门。顿时暖流涌遍全身，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容憔悴苍白的妇人，头发稀疏，皱纹满布。

　　“哦，同志，”她开始用一种疲倦的、带点沙哑的嗓音咕咕哝哝，“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你是不是能来一趟，帮忙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子？它好像堵塞了。”她是帕森斯太太，温斯顿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党内是不主张用的，不管是谁，你都得叫“同志”才行。但是对于有些妇女，你会不自觉地叫她们一声“太太”的。）这妇人年约三十岁，但外表看上去却要老得多。留给你的印象就是，她脸上的皱纹里好像嵌积着灰泥。温斯顿就跟着她，向走廊另一边走去。这种业余修理的工作几乎每天不断，令人厌烦。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大约是在1930年修建的，现在简直就要坍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不断地往下掉，每次遇上霜冻，水管总是冻裂，一下雪屋顶准漏。至于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而索性完全关闭，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只能求得冷漠的委员会批准才行，而这种委员会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哪怕只是要修一扇玻璃窗。

　　“全怪托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讷讷地说。

　　帕森斯的家比温斯顿的家大一些，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一眼望去，所有东西都有一种被人捣毁砸烂的样子，好像这地方刚才来过一头狂暴的巨兽一般。地板上满是各色的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爆了的破足球、一条汗津津的短裤向外翻着，桌子上丢着一堆脏碗碟和几本折了角的破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还有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房间里同整座公寓一样，照例有一股清煮白菜的味儿，就在这个人家，空气里还弥漫着一种更加刺鼻的汗臭味道，你一闻就知道是如今不在家的那个人的汗臭，虽然你很难说清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人用一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做喇叭在吹，学着电幕上还在播放的曲子奏军乐。

　　“孩子们在那儿，”帕森斯太太战战兢兢地向那扇房门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啰--”她有一种把后半截话咽进肚子里的习惯。厨房里水池中的水几乎满得漾到了池外，尽是发绿的脏水，那味道比烂白菜味儿更难闻。温斯顿弯下身子，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

　　他不愿意用手，也不愿意弯下腰去，因为那样总是容易引起他的咳嗽。

　　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傻看着。

　　“当然啦，要是托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修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种事。他的手十分灵巧，托姆可真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材肥胖、头脑蠢笨，但在各方面都很积极肯干的人，充满了低能的热情--这样的人，是属于那种盲目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安定团结，甚至思想警察也只好退居二线。他三十五岁，刚刚恋恋不舍地退出了青年团，其实在升到青年团以前，他曾不顾超龄而多赖在少年侦察队一年。在部里，

　　他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要什么智慧，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野游、自发示威、厉行节约、加班献工等一般志愿活动委员会的一个头目。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安详地扬扬得意地告诉你，过去四年来，他每天晚上都出席街道活动中心的活动。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伴随着一股排山倒海的扑鼻汗臭。甚至在他走了以后，这股汗臭依然挥之不去，这成了他生活狂热的无言证明。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边说边摆弄着接头处的螺丝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一下子拿不定主意来。“我不知道，真的。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有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军乐的喇叭声。帕森斯太太把扳手送来了。温斯顿放掉了脏水，忍着恶心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掏了出来。他就着水龙头的冷水尽量把手洗干净，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恶狠狠地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边突然蹦了出来，拿了支玩具手枪，朝温斯顿比画。旁边一个大约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做，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灰衬衫、蓝短裤，系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高举过头，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巴巴的，好像不完全是在玩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温斯顿的身边上蹿下跳，乱叫着：

　　“叛徒！思想犯！”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的样子学。这两个孩子真有点令人害怕，他们好像两只小虎羔子一样跳来蹦去，转眼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满脸专横的凶相，毫不掩饰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有这样的本事。温斯顿想，幸亏他手里那支枪不是真家伙。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惴惴不安地从温斯顿身上转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又转了过来。起居室里的光线较好，温斯顿饶有兴致地发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土。

　　“这俩孩子真闹人，”她说，“因为不让他们去看绞刑感到不高兴，所以才这么闹。我太忙啦，没空带他们去，托姆下班又赶不上趟。”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个男孩声若洪钟地吼道。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那个小女孩一边叫嚷，一边蹦蹦跳跳。

　　温斯顿记了起来，有几个欧亚国的战俘犯了战争罪，今晚要在公园里处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都发生一次，而且看热闹的人总是那么多。孩子们总是吵着大人带他们去看绞刑。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道了别，就朝门口走去，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还没有走出六步，后脖梗儿就着着实实地挨了一下子，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戳进了他的肉里。他跳起来转过身去，只见帕森斯太太在把她的儿子拽进屋里，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往兜里揣。

　　房门关上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乱叫着“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异不已的，是那个妇人灰蒙蒙的脸上无助的惊恐。

　　他回到自己房里以后，迅速地走过电幕，重新坐回到桌前，一边还摩挲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早就停止了，换了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嗓音，在语调高昂地朗读一篇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报道。

　　他心里想，带着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妇人整日过得惨兮兮的。

　　再过上一两年，他们就要没日没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正统的蛛丝马迹。如今这世道，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招人怕。最糟糕的是，依靠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羁无绊的小野人，但是却绝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忤逆党的叛徒。相反，他们盲目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野游、操练木枪、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在他们眼里，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游戏。

　　他们凶残斗狠的本性全都发泄出来，对准了国家公敌，对准了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思想犯。三十岁以上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

　　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其实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的《泰晤士报》

　　总有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谈话的小密探--一般都叫做“小英雄”--窃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挨的那下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温斯顿并不太热情地拿起笔，不晓得还有什么话能写在日记里。突然，他再次想起了奥勃良。

　　几年以前--多少年了？大概有七年了--温斯顿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走着。他走过的时候，有什么人坐在他旁边说：

　　“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相见。”

　　话说得相当平静，几乎是漫不经心--是陈述，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甚至没有停步。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到了后来，这话里的意义才慢慢显露了出来。他现在早已记不得初次见到奥勃良是在何时，是做梦前还是做梦后；他也记不得什么时候忽然认出这说话的声音是奥勃良的。不过反正他听出了这声音，在黑暗中同他说话的真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便今早，两人的目光一闪之后，他也依然无法断定--奥勃良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他们建起了相互理解的纽带，比起人间的感情，比起相同的政见，这一点来得格外重要。反正他这样说过：

　　“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相见。”温斯顿不明白这话里的意思，他只知道，无论如何，这句话一定能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沉浊的空气中喇叭清晰悦耳地响了一声。

　　讲话的人又继续刺耳地说：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发来的报道，我军在南印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行动，战争结束指日可待。急电如下--”温斯顿想，坏消息来了。果然，在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屠戮了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以后，宣布从下周起，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儿，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心里只剩下了一种沮丧。电幕或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或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

　　供应减少的记忆，播放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按照常理这会儿应该立正，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没人瞧得见他。

　　现在轻音乐取代了《大洋国啊，这是为了你》。温斯顿走到窗前，背对着电幕。天气仍旧是晴朗而寒冷。远处什么地方爆炸了一枚火箭弹，爆炸声沉闷震耳，激起隆隆的回声。目前像这样的火箭弹在伦敦每周会掉下二三十枚。

　　在下面的街道上，寒风来回吹动着那张撕破的海报，“英社”两字时隐时现。英社，神圣的英社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化无常的过去。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彷徨在海底森林之中，在恶魔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而他自己便是其中的一个怪物。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则无法想象。他有什么把握能够断定，哪怕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肯站在他的一边呢？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搞清楚，党的统治会不会永世长存呢？于是，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标语映入眼帘，引起了他的注意，仿佛是给他的回答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钱的硬币来。在这枚钱币上面，同样也有清晰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号，硬币的另一面便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钱币上，老大哥的眼睛也在盯着你看。不论是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还是在旗帜上、海报上、香烟盒子上总之那眼睛无所不在。那眼睛总是狠狠地盯着你，那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家还是出门，在洗澡还是在床上--没有任何躲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区区几立方厘米的空间，没有任何地方是属于你的领地。

　　太阳开始偏斜，真理部大楼那数不清的窗户由于没有阳光的照射，看上去仿佛一个个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可怕。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建筑前边，他的心不由得一阵畏缩。它过于强大，无懈可击。一千枚

　　火箭弹，也没法将它摧毁。他又开始诧异，这日记究竟是为谁而写。

　　为将来，为过去--为一个出于想象、幻想出来的时代。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化为灰烬，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从现实和记忆当中除掉。要是你自己，甚至你在纸片上涂画的匿名的只言片语，都绝没有迹象存留，你哪有可能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钟敲十四下。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家，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之前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这报时的钟声仿佛让他格外振奋。他是一个孤独的鬼魂，宣示了一个没有人会听到的真理。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在某个晦暗的意义上，这便维护了一种连续性。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了健全的心智，你便传承了人类的传统。他回到桌前，蘸了一下笔，又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致未来，致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千差万别、不再与世隔绝的时代--致一个真理长存、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向你们致敬！

　　他心里想，他已经死掉了。他觉得只有到现在，当他开始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表述清楚的时候，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一切行动的后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里面。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导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