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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附近倒是有个厕所，可能有人正在上厕所，还说也可能是值勤官在巡逻，让大家警惕。”她顿了顿又说：“他还说好多人在美好的夏夜到那儿去做爱。这可是他说的。”

“那还用说。”

“我不喜欢说脏话。”

“我也不喜欢。”我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位年轻姑娘。她单纯、机灵，至少也可以这样评价她，她是个很合适的证人，她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可能是生来就有的，也可能是后天练出来的。显然我还没完全掌握她所知道的线索，所以她不肯主动提供任何线索。我说：“一等兵，你知道坎贝尔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受命要抓获罪犯。”

“听说她不但被杀而且被强奸了。”

“可能是。所以我要和你谈谈，不一定非谈我问到的事。谈谈你的……你的感觉，你的印象。”

她的表情开始有了变化，紧咬着下唇，从右眼里滚出了一滴眼泪。她说：“当时我真该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能阻止呢。可那个愚蠢的海斯中士……”她无声地哭了一两分钟，这段时间我一直低头看着脚上的靴子。最后我说：“你接到的命令是换岗前不得离开。你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她努力平静下来，说：“是的，可是任何一个有点常识并且带着武器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去看看的。后来车灯再也没亮过，而我只是像个傻瓜一样地站在那儿，连个电话也没敢再打。直到后来我又看到另一辆车的灯光。车停下了，后来又飞快地转了个方向，飞快地开走了。我这才意识到出事了。”

“那是什么时间？”

“4点25分。”

时间和圣·约翰说的刚好吻合。我问她：“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你没再看见车灯吗？”

“是的。不过，大约5点时我看见了，就是那个找到尸体的宪兵。大约15分钟后另一个宪兵跑来告诉我发生的事情。”

“离那么远你能听见卡车声吗？”

“听不见。”

“能听见关车门的声音吗？”

“要是顺风就能听见了。可惜当时是顶风。”

我站了起来，对她说：“谢谢你，你确实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可不这样想。”

“我这样想。”我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对她说：“如果我让你回军营，你能保证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吗？”

“可我向谁保证呢？”

“这样吧，给你一星期的公假。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你的指挥部。”

我又回到了审讯室，只见辛西娅一个人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可能在看刚才的审讯记录，也可能在思考什么。

我们把审问记录对照了一下，发现死者遇害的时间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我们还推断出，罪犯或者罪犯们有可能在安·坎贝尔的吉普车里，或者早在犯罪地点等着了。如果罪犯自己也开着车，那他肯定没开车灯，或者将车停放得离罗宾斯值班的哨所很远。关于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是安·坎贝尔把他或他们开车接到犯罪地点的，但我并不否认这次谋杀是预约好的一场幽会所致，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因她的吉普车刚一停下，车灯就关了。如果有人中途劫持，那么停车和熄灯之间肯定有一段间隔。辛西娅问：“如果是一次幽会的话，那她为什么还要开着车灯呢？”

“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她有公事在身，如果不开车灯被巡警看见，肯定会被拦住查问。”

“是这样。可是车灯已经引起一笑兵罗宾斯的注意，安·坎贝尔为什么不先去哨所稳住罗宾斯再回到幽会地点呢？”

“问得好。”

“还有，为什么要把幽会地点选在离哨所1公里以内的地方？要知道，周围还有几十万英亩的军事用地供他们选择呢。”

“是的，可是根据罗宾斯从她上司那儿得到的情况，那儿有个厕所，还有自来水，所以人们才到那儿去做爱。可能是为了完事后清洗方便吧。”

“也可能她是被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劫持到那儿去的。你知道，心理变态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他离哨所有多远。”

“也可能。不过从一些明显的证据来看，劫杀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为什么偏要选在值勤的那天晚上去干呢？”辛西娅又问。

“这是作乐的一种方式，女人也有作乐的怪癖。”

“她值班时也的确是在值班，作乐是她的另一种生活。”

我点了点头说：“说得好。”我问她：“你觉得圣·约翰隐瞒了什么吗？”

“噢，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罗宾斯呢？”

“她对我讲了很多。她长得也不赖，来自亚拉巴马，是个干净利落的农村姑娘。”

“如果她是个一等兵的话，那年纪完全可以做你的孙女了。”

“好啦，你还是去吃午饭吧，我去给卡尔打电话，要是别人在我前头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我会挨枪子儿的。”

“好的，”她站起来说，“让我参加这个案子吧，保罗。”

“这可要由赫尔曼先生决定了。”

她戳了我肚子一下说：“不，这要看你的意思，只要你告诉他你要我参加就行了。”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

我把她送到她的车旁。她上了车。我对她说：“过去的6小时零20分钟和你合作得很愉快。”

她笑了笑，说：“谢谢。我可是只有14分钟过得还算愉快。我们在哪儿见面？什么时间？”

“下午两点，在这儿。”

她把车开出来。我目送她消失在去基地的车流中。

我回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去找肯特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原来他给了我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只垃圾桶。

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看了一下那本通讯录，然后把它扔在一边，陷入了沉思——我不是在思考案子本身，而是此案牵涉到的政治内容、人际关系，还有我为了保护自己可使用的绝招，然后才开始考虑起这个案子来。

在给赫尔曼打电话之前，我得把收集到的事实理顺，并把我的理论和观点隐藏起来。卡尔注重事实，但如果个人的看法对嫌疑犯不利，他也考虑你的看法。卡尔不是个政治野心家，所以本案潜在的那些问题他不太感兴趣。在人力安排上，他坚持只要是他的命令，大家就要全力合作。记得去年在布鲁塞尔我还向他提过一个要求，不论辛西娅在哪儿办案都不要派我去。我还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有点个人的隔阂。他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向我保证过，一定考虑我的请求。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福尔斯彻奇，为能揽了卡尔一天的生活而暗自得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