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 阳光下的罪恶，又译作艳阳下的谋杀案。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部侦探小说。其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案情扑朔迷离，结局出乎意料。
《阳光下的罪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又一部侦探小说杰作。作品以一个漂亮而富有的妇女在风景如画、安祥和平的著名海湾旅游地被谋杀的悲剧，揭示了在“阳光下处处有罪恶”的主题。
依靠特殊环境进行杀人是侦探小说的一大看点，环境的设置成功与否直接对作品的受青睐度有着较大的影响。《阳光下的罪恶》恰恰运用了这一成功的环境设置，以海边宾馆为据点，以周围的海水、山、船为媒介物，犹如将整个事件设置在一个极其优美的环境之中。蓝蓝的海水、静静的小船、安逸的宾馆构成了一个平面视图，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悠然。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带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人文景观的世界，仿佛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描绘的美景一般。然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却孕育着无限的杀机，凶杀案由此展开。如题目所言“阳光下的罪恶”，发人深省。可以说，这类侦探小说大多利用人的心理误区和错觉，诱导读者对此案产生浓厚兴趣，进入作者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也是环境设置成功的标志之一。
案件的环境直接决定着最终的结果将会呈现出一种即在其中又出乎其表的性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境，当被害者进入山洞后“山洞”这一特殊的意境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种冰冷、闭塞、无路可逃的文学特征，其象征的意味使案件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变成了读者世界中的“悬疑影像”，犹如物理学中“小孔成像”般地显现在读者面前，透过小孔可见成像，换言之，透过山洞即可看到所谓的“密室凶手”。这种诡异的情节安排，充满了悬念，令人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而这就是侦探案件的悬疑魅力。在侦探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无论作品的犯罪题材如何变化，设计特殊的杀人环境一直是西方侦探小说作家首选的写作方法，而“密室杀人”类侦探故事被西方侦探小说界推崇为“至尊”，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而《阳光下的罪恶》可谓个中翘楚。[1]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波洛运用一系列知识来对案件进行投石问路般的推理，这其中就显示了他在医学、化学、解剖学、地质学、犯罪心理学、刑侦逻辑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这一点在小说中亦有深刻的体现，当波洛在指出罪犯是谁时，搞笑离奇的一幕出现了，罪犯反问波洛证据何在？大家都以为波洛会十拿九稳地给出证据，这时波洛以欧洲人常有的耸肩表示歉意的方式告诉大家，凶手说的没错，尽管他的推理完全正确。接下来的一幕则显示了波洛的睿智，当罪犯离开旅馆时，他在离开旅馆上的付款单上的签名使得波洛灵机一动，尽管名字与之前的不同，但是笔迹一样，而且这名字的笔迹跟几年前凶杀案的名字笔迹一样，于是波洛认定此人是两宗案件的主谋。紧接着，波洛又找出了伯克利先生那丢失的钻石，原来在凶手的烟袋里藏着一颗红宝石，波洛说自始至终凶手的烟袋就没有点着过，靠精细的观察和某些细节，波洛即能巧下断语。这也就是柯南·道尔提出的侦探要学会辨认足迹、泥印、烟丝等。
缜密的逻辑推理还体现在对生活细节的关注中，波洛很善于观察周围人的生活习惯。在《阳光下的罪恶》中，他对帮凶克里斯丁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如克里斯丁总是围着脸怕日光晒坏她那有着过敏体质的脸，但在悬崖上看表时她的脸是什么都没带的，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阿伦娜的养女总是嫉恨她，波洛也是看在眼里的；阿伦娜通常不用防晒霜，可恰恰在死亡那天她却涂了防晒霜等细节。可以说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是对侦探观察生活细节的最准确注脚，学会观察人、观察生活，这就是侦探应具备的素质，也是文学创作中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理论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