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艳帜：当战火烧尽霓裳

　　作为近代史上最早成名的女间谍，玛塔·哈莉一直饱受争议。一个荷兰女孩，因家庭经济困难早早嫁人，跟着丈夫移居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婚姻没经营好，反倒意外学了一手东方舞蹈技术，回到欧洲后，凭借裸露、挑逗、珠光宝气的异国风情舞蹈一举成名，成为巴黎乃至全欧洲著名的交际花。战争的到来却打破了平衡，她在各国军职要员中周旋，原本只是她的从业需要，可关系网的特殊，又使得她不幸地卷入到法德情报争夺的漩涡中。这多少有点宿命的意味，她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间谍”。玛塔·哈莉像是近代女间谍的一个起头音符，从她出现第一天起，似乎就已然奠定了女间谍命运的苍凉基调。

　　出走的候鸟

　　1876年8月7日，玛塔·哈莉出生在荷兰的一户小康之家，原名玛格瑞莎·吉楚伊达·塞勒。狮子星座的她早年是个幸福小可爱。父亲的帽子店生意的兴隆和投资石油工业的成功，给玛格瑞莎和她的三个弟弟的童年带来了温暖和丰足。十三岁那年，玛格瑞莎进了贵族学校（这也是她第一次接受正规教育，教育的缺失，或多或少导致玛格瑞莎的判断力不足），自小衣食无缺的玛格瑞莎的前途，明白人大概都会清楚：她应该是朝着欧洲淑女的方向发展，读读书，弹弹钢琴，做做很久都无法完成的女红，在家人的安排下于舞会上结识中产阶级甚至贵族子弟，结婚，生子（一男一女乃至更多），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婚后也许有个把外遇，但经过挣扎之后，还是回到家庭中来。她可能会成为包法利夫人的喜剧版本。可惜好景不长，命运之手并没有特别垂青这个头脑单纯的女孩，1889年，玛格瑞莎的父亲破了产，经济的衰退严酷地考验着这个小康之家的夫妻感情，在女人没有收入的年代，玛格瑞莎的母亲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很快，玛格瑞莎的父母宣布离婚，而她那可怜的母亲，也于离婚两年后不幸去世。

　　玛格瑞莎的母亲去世两年后，她的父亲在阿姆斯特丹再次走入了婚姻。破镜难重圆，对于孩子来说，破碎的家庭关系也很难通过再婚来弥补，父亲可能还是那个父亲，而且继母和父亲并没有孩子，但继母的到来，终究是打破了家庭原有的和谐，继母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和谐，这和谐里只应该包括她和她现在的丈夫两个人。而且，即使家庭的新来客能够包容小玛格瑞莎，可一山不容二虎，她可能也不愿意继续在小家庭中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于是，出走，成了这个破碎家庭的孩子寻找未来的必然之路。

　　玛格瑞莎搬去和她的教父一起住。一个破落的十七八岁的富家女，飘零到社会上，没有钱，没有所谓“关系”，没有一技之长，玛格瑞莎的前景一片黯淡。走出温暖的可遮风避雨的小家庭，走上凶险却也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玛格瑞莎最开始所能做的，恐怕也只是亦步亦趋。别的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做什么，她便也就来做什么。生活很复杂，因为你需要面对各种外来的挑战、诱惑、陷阱；生活其实又很简单，只要持心自守，对于每个人来说，它说到底不过四个字：自食其力。玛格瑞莎不是没想过承担自己的生活。

　　在莱顿，她试着学习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师，又是幼儿园的老师，理应有着可爱的形象，有一颗充满爱的童心，懂得许多有趣的生活、科学、文化小知识，并且她们能够以一种相当贴符儿童的方式，把这种知识传达出来。十八岁的玛格瑞莎的形象气质，也恰恰符合这一职业定位。可纯良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邪恶，就好像我们总能在阳光的背后找到长长的阴影，就在那个培育“祖国花朵”“小天使”的花园内，一场肮脏的骚扰正肆意蔓延。幼儿园的园长，开始对他手下的女教师进行侵犯，十八岁如花似玉的玛格瑞特首当其冲，这种骚扰刚开始还可能是隐蔽的，可在权力之伞保护下的罪恶的黑手，很快就突破了心理上的负罪感。他开始公开与她调情。她半推半就。风月无边、初出茅庐的玛格瑞莎，在感情上毫无防备，她很快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情感游戏缴械投降。教父发现了他的教女在幼儿园中的出格行径，为了她，也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必须把玛格瑞莎从幼儿园中弄出来。

　　在教父的“安排”之下，玛格瑞莎“失业”了，或许在她看来，男女间的调情，本来就是愿打愿挨的，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教父的“大惊小怪”使她意识到，她和他无法进一步相处下去。十八岁，是个青春、叛逆、张狂，对感情还有很多幻想的年纪，十八岁的时候，人们总觉得自己有能力征服世界，彼时的玛格瑞莎恐怕也这么想。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几个月后，玛格瑞莎以逃离为旗帜，宣布了她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当然，这种反抗，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谓她的成人礼。她逃到了海牙，她舅舅家中。这是候鸟短暂的栖息所。

　　还是找个人是真的

　　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短暂的教师生涯，没有教会玛格瑞莎什么特别的谋生技能，可这一生涯里的小插曲—调情，却让玛格瑞莎明白，原来她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她自己而已。无可依靠，也无需依靠，她的青春，她的美貌就是一把战无不胜的利器。它可以帮助她在人海中左突右击。她开始从感情上想办法。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离了婚窝在娘家受气，徐太太对白流苏说：“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流苏说：“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徐太太说：“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是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

　　这段话当真经典，点透了古往今来无数苦情女子的无奈出路，白流苏说自己“这一辈子”早完了（其实她并没“完”，最终她找到了一个让众人虎视眈眈的归宿，小开范柳原），但玛格瑞莎并没有完，她才十八岁，她还有机会，不过她也只能在“尘缘”中找寻出路。古中国有老话，婚姻大事，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儿家父母不在，婚姻大事，理应由叔伯兄弟做主，轮不着自己瞎摆弄。可当时玛格瑞莎面临的情况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并且与她分隔两地，不可能帮她找到好人家，至于她暂时依靠的舅舅，一来没义务养她一辈子，二来可能也无法在她的婚姻大事上留多少心。

　　此时的玛格瑞莎，“谋爱”是为了“谋生”，可这份“爱”，她同样得自食其力才能获得。上世纪初，在女权主义初萌的欧洲大地，一个十八岁的女孩通过报纸找到了“拯救”她的对象—荷兰报纸上刊登的“相亲广告”成全了她，玛格瑞莎回应了广告的邀请，从此，她拥有了一位名叫约翰的、在荷属殖民地任职军官的丈夫。1895年的夏天，阿姆斯特丹，她毅然与他携手，一脚踏进婚姻的大门。这一年，她刚滑过豆蔻，他却已近四十岁，而且不伟岸。在旧时代，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她是明珠暗投了，可没办法，彼时彼地，老天只给了她这样的条件。

　　靠报纸上的一则广告获得一段婚姻，这在相亲手段多样化的今天，可能并不算什么伟大事迹，可在百年之前，荷兰女孩的这种笃定，一方面彰显了她的大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她的困境之深。她没办法，为了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停止漂泊，她宁愿找一个远在殖民地的、毫无保障的军官。她回应了他的广告，他娶了她。这种“尘缘”的攀结，在影视剧里，可能将会是一个非常值得敷衍的英雄救美的浪漫桥段：无助的女孩，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了英俊的军官的拯救。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让人传颂的呢？可事实上，登广告的军官，仅仅是为适婚的自己找一个女人，而她，则是为了找一个男人带她走，无论这个男人糟到什么程度，她都已经决定承受。他们是盲婚。婚后，他们来到了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从广告征婚到七年之痒

　　这段婚姻看起来波澜不惊。他们很快生了两个孩子，诺曼和露易丝。在婚后两年拍摄的照片里，他穿着双排扣军装，戴着军帽，细手杖撑在地上，顶着腰，眼光望向画面的左前方；她则端然自坐，手持浅色雨伞，戴着蓬松的羽毛饰品，上身是层层叠叠大泡袖的浅色衣装，下身是摆度很大有钢圈撑住的深色裙子，人陷在衣服里，像被这美丽繁复的衣服劫持了似的。典型的殖民地体面的上层家庭。如杜拉斯在《情人》中、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所描述的，西方殖民者家庭在亚洲的生活往往是寂寞的。他们的朋友圈子很小。这种寂寞可能会促使这些家庭更加团结，同样可能使它们出现问题：每个人消解寂寞的方式不同，但男人的消解取乐方式，往往都会对原有的家庭结构产生冲击，更何况是在殖民地这样一个对白人男性尤其缺少约束的地方。玛格瑞莎和约翰的婚姻缺乏感情基础，她需要一个男人，一个家庭，他需要一个女人，他们生了孩子，一男一女，组成了家庭，这家庭貌似和谐完美。可是，盲婚就像成功比率很低的风险投资，而且，玛格瑞莎并没有白流苏那样的好福气。她的年纪只是他的一半，在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爱好上，他们几乎没有交集。心是一口永远填不满的井。她原本以为她可以忍受任何男人，可当真走进围城，她才发现自己需要的其实更多。

　　她发现他是个酒鬼，更恐怖的是，他会酒后滥施暴力，他把淤积在内心的狂躁通过暴力的方式排解出来。他的生活压力，他升职的无望，在爪哇岛闷热的低压气氛里，一寸一寸侵蚀着原本就已经麻木的夫妻生活。无爱婚姻濒临破碎，约翰和玛格瑞莎都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寻找情感出口。东南亚海岛相对与世隔绝的氛围，助长了白人殖民者淫逸的胆量，东印度洋海岛女人泥红的肤色，诱惑着来自海外的征服者，日子一寸一寸改变着。慢慢地，军官约翰除了有个白人老婆外，还养个土著老婆的事，已经不再是秘密，同时，他还长期与一个类似小妾的女人姘居。丈夫混乱的男女关系，让玛格瑞莎对她的婚姻彻头彻尾地失望了。她不能不为自己打算将来，可丈夫不死不活生拖下去的婚姻态度，一时间又让这个侨居海外的荷兰妇女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于是，“冷处理”是她能想象出来的最佳办法。从围城梦中醒悟的玛格瑞莎选择暂时离开，只不过，抛一个男人在身后，往前走，她遇到的，还是男人—她搬去和一个叫范·瑞赫德的荷兰官员同住，这位收留她的男人，恐怕是她的蓝颜知己。婚姻的失败，释放了这个原本麻缠在家庭生活里的已婚妇女的大量时间，她开始寻找并发展属于自己的兴趣点。在十九世纪末的爪哇岛，没有现代化的酒吧，没有喧嚣的夜场，没有完备的体育设施，玛格瑞莎便只能因地制宜地转移自己的兴趣点。

　　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地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舞蹈，她还加入了当地的一个舞蹈团体。舞蹈艺术拯救了这个在婚姻边缘摇摆挣扎的女孩，远的不说，最起码的，她又有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可干了。在热带的岛屿上，一个白人女孩挥动着四肢，跳着极具东方风味的舞蹈—西人东舞，这种混搭，不能不激发出一种类似洋人唱京剧式的艳异感觉。可玛格瑞莎不管这些，她不觉得学习东方舞蹈有何不妥，她这次是来真的，她甚至为自己取了艺名，在与荷兰亲戚的通信中，她第一次称自己为“玛塔·哈莉”，此名在印度尼西亚语中的寓意为“太阳”，很显然，她想在艺术的领域发光发热，好一转往日的不如意与蹉跎。但估计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艺名，一用就是一辈子。要发光，要发热，婚姻的破裂逼迫着玛塔·哈莉走出家庭，走出那个阴暗、潮湿、冷漠、无情的所在，走出那个当初她把其当做庇护所的围城，走向更为广大的大千世界。艺术养分的注入，让原本行将枯萎的哈莉重新获得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她的心关不住了。失去才懂得珍惜，妻子的出走，让约翰怅然若失，他仿佛忽然明白了玛格瑞莎对他的意义，他“强烈要求”玛格瑞莎回家，玛格瑞莎照办了，可她已经不再把这位在报纸广告上找到的丈夫当做自己生活的重心。更何况，他那暴躁的脾气一点也没有改变。

　　面对逼仄乏味的小环境，玛塔·哈莉靠研习当地文化来保持内心的平静，她蛰伏着，静静地等待时机。这对夫妻持续冷战着，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孤独寂寞和岁月的侵蚀。寂寂流年。横祸从天而至。玛塔·哈莉的儿子凄然夭折，据说这个叫诺曼的男孩死于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但约翰和哈莉对外只说这孩子是被家里的仆人下毒害死的。时至今日，这孩子的死已然成为历史谜案，从一些材料透露出的蛛丝马迹中，有人推测他是被约翰的死对头下毒害死的—诺曼只是殖民地白人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儿子的死无疑在这对原本就没有多少感情牵系的夫妻的心灵投下了重磅炸弹，他们的关系更坏了。不久，哈莉和约翰返归荷兰本土，1902年，他们分开，这距离他们牵手走进教堂，恰好七年。七年之痒，他们的婚姻百孔千疮。人生的热带雨林里，他们一起看过风景，淋过雨，也曾深陷陷阱，可他们却无法相互温暖，夫妻间只剩下无休止的怨怒与折磨，即使有偶发的善意，也很快会被坚固的宿怨击碎，于是，在丛林的出口，他们只能各自找寻各自的人生。他们的婚姻关系一直拖到1906年才在法律上意义上正式结束，男方争得了他们仅剩的女儿的抚养权，不幸的是，这个叫露易丝的女孩，也只活到二十一岁，便上了天堂。约翰离开哈莉后结过两次婚，当然这是另一段故事了。从离婚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从玛塔·哈莉的人生舞台退场。他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冗长沉闷乏善可陈的序曲。

　　一夜成名

　　1903年，离了婚的独身女艺人玛塔·哈莉来到了巴黎，成为“巴漂”的一份子。此刻的玛塔·哈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女歌手麦当娜。又或者说，麦当娜早年闯荡纽约的事迹，与她的前辈玛塔·哈莉有着惊人的相似。最饿的时候，麦当娜曾经去垃圾桶里找东西吃，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种艰苦，绝不是前无古人。为了在巴黎混迹下去，玛塔·哈莉必须工作，她需要经济来源。在婚姻之城里逛荡一圈，女孩变成女人，但生活却还是生活，它一点没变，还是张着大嘴，饥肠辘辘，需要人用不停歇的劳动来将它填满。

　　1903年的巴黎交织着荣耀、浮华与动荡：这一年，居里夫妇获得了诺贝尔奖，画家高更去世，法国下令关闭所有的修道院，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也于这一年开始举行，似乎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荷兰女人的到来。玛塔·哈莉在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她表演骑马，但也许这份工作与她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她只是用了麦克劳德夫人作为名字进行演出。而那个在爪哇得到的、日后令她声名大噪的名字：玛塔·哈莉，却被她暂时藏了起来，那名字像是在雪下藏着的一株梅花，等待着雪融冰消，破土而出。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她还做过艺术家的模特，在巴黎的娱乐圈里陶炼过一番的玛塔可能逐渐适应了这座城市的裸露尺度。而且，对于一个没有家庭束缚的贫穷美女来说，敢于裸露，未尝不是一条通向富裕与成功的捷径。即使走这捷径，需要付出声名的代价，但彼时彼刻，在那纸醉金迷的环境的熏染下，玛塔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仓廪实而知荣辱，她不具备明心见性的条件。

　　玛塔·哈莉开始跳舞。起初，她也许还有着自己对于舞蹈的追求，可基础缺失，堵住了她进军高雅舞蹈界的路。于是，这个从爪哇归来的欧洲女孩另辟蹊径，从脱衣舞入手，仅仅两年时间，她就在巴黎打开了局面。她的艺名“玛塔·哈莉”为巴黎的那些醉心于夜生活的人传诵着。天时地利人和，玛塔·哈莉刚巧都赶上了。她那带有东方味道的舞蹈有意无意地契合了西方舞蹈界从亚洲舞蹈中寻找灵感的“东方主义”趣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乡土气息十足的爪哇舞蹈，赶对了时候，转身成为时尚的化身。时尚是一种权力，玛塔·哈莉凭借这种艳媚的舞蹈，获得了巴黎娱乐界的话语权。1905年3月13日，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馆，玛塔·哈莉用她那美丽而妖娆的身体，深深地迷住了观众。这个来自荷兰的已婚妇女，就此一夜成名。

　　二十世纪初，巴黎是世界娱乐业的焦点，而哈莉则是巴黎娱乐业的焦点。玛塔·哈莉在娱乐大众的征战中，留下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大同小异，重点全压在两处，一处是大面积的裸露，胸衣、内裤加薄纱质地的披肩，往往就已然构成她表演的全部行头，另一处，则在于她那古怪华丽的装扮，她的衣服上缀满了闪闪的类似珠宝的东西。此外，她尤其注重她的头饰—她的头饰的诡异程度，足可以拿到当今的演唱会上使用，形状类似中国宋朝的官帽，但帽子上的两个横条又是弯曲朝上的，又像武则天的女官上官婉儿的帽子。哈莉还有类似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蛇形王冠，只不过，哈莉将“蛇”换成了“鸟”，展现出一种振翅欲飞的飘逸感。她的整体造型融合了印度、埃及和东南亚土著民族的服装造型元素，进而达到了奇装炫人的效果。每到夜色深沉灯火辉煌之际，哈莉总会身着异装，裸足登台，大幕拉开，她摆动扭曲着腰肢，极尽挑逗之能事，死死抓住台上“列为看官”的眼球，在巴黎以及欧洲其他重要大城市的娱乐舞台上攻城略地。

　　巴黎的情与爱

　　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没有后台不行，玛塔·哈莉凭借自己极具诱惑力的美貌，很快找到了金主：她义无反顾地当集美博物馆老板的长期情妇。他们既是战略合作伙伴，又是你侬我侬的情场对手。娱乐圈从来都是充满了欺骗，别说当下仿造、伪造学历出身的男女明星大有人在，就是在百年前巴黎，玛塔·哈莉也已经懂得“根正苗红”的重要性。从包装学的角度来说，有一个纯正的印度血统，受过纯正的印度舞蹈教育，表演起来，显然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在观众心中成为“权威”。不管是玛塔·哈莉的“经纪人”动了心思，还是哈莉自己想要塑造自己的东方女人形象，事实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名气，对外，她谎称自己是一名在印度出生的爪哇公主。她还说自己的这一套迷惑人的舞艺是自小习得的，从小，她就对神圣的印度舞沉迷不已。

　　在东印度群岛还尚未被大多数欧洲人所知的二十世纪初，哈莉的谎言显得那般无懈可击。有了这层海外血统做五彩霞衣，玛塔·哈莉所向披靡，她的裸露，她的色情，似乎都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合理性。人们似乎被她魇住了。她成了巴黎色情娱乐界的一个图腾，她的表演得到了最广泛的赞誉，当她任衣服一寸寸从自己的身体滑落，最后只剩下珠光宝气的胸衣和头饰的时候，这个荷兰女孩忽然意识到，她已经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成功。玛塔·哈莉这种夹杂着弄虚作假的成功，无意中提升了东方舞蹈在巴黎演艺界的地位。很快，这种舞蹈风格便风靡了全世界。那是一个跳现场的时代，没有现在这般炫目奇幻的舞台包装，想要出名，真得要点“干货”。早年在爪哇的生活成全了她，玛塔·哈莉的舞蹈成为她跻身巴黎名流界的敲门砖。

　　不过，我们始终应该明白，明星的诞生，需要一定的技术功底，但技术绝非成就明星的全部。做明星需要一种性格，一份姿态，明星需要向大众们展现一种别致的活法。在异国舞蹈的背后，玛塔·哈莉及时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不羁、自由的女性生活态度，这种不羁，在二十世纪初的巴黎普通妇女的生活里，当属鲜有。玛塔·哈莉转身成为巴黎社交界的名女人。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可成为名女人，在哈莉，却仿佛并不是什么天大的烦恼，她的照片出炉得很快，它们像是糖衣炮弹，划过巴黎上空，温柔地投落在富豪们的怀中。他们心甘情愿地中了弹，变成了她的俘虏。

　　哈莉的舞姿很快地被那些野心勃勃的，想在巴黎的名利场咸鱼翻身的女孩们模仿。一时间，裸露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演艺舞台上的主菜，尽管这种“跟风”，或者说“山寨”，会让首倡风气的玛塔·哈莉的声名更盛，但与此同时，山寨的盛行也稀释了玛塔·哈莉东方舞蹈的神秘性和奇异性。不知不觉中，审美疲劳便自然而然地从那一场一场肉体视觉盛宴中袅袅而升。敏锐的艺术评论家最先从哈莉制造的视觉罂粟中醒来，他们批评哈莉的舞蹈缺乏艺术深度，只是一些廉价的哗众取宠的东西。的确，在爪哇的一知半解的研习，并不能给予玛塔·哈莉多少在艺术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动力，一招鲜式的手段，并不能在艺术土壤深厚的欧洲市场长久地盘踞下去。哈莉的舞蹈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她的人气还在，她的舞蹈仍旧盘踞在欧洲上流社会的各大场合，但作为一个舞者，她已然被上流社会的各种机构所唾弃。他们看透了她的“皇帝新衣”，她无处躲闪。

　　事业的滑坡，哈莉恐怕不会感觉不到，但通过跳舞，她成功地打入了上流社会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她足可以大展拳脚，发挥手段，缔结她所需要的“尘缘”。曲尽人散，舞娘穿上脱下来的衣服，转身成为娇艳的交际花。她的情人中囊括了高级军官，政客，就连德国皇储据说也曾为她一掷千金买单。她肆意地利用着男人，她从男人身上获得她想要的东西，当然她也得向他们汇报，她把自己作为礼物，横陈在柔软的床单上。在她华丽繁复的霓裳背后，一个个有头有脸的男人影影绰绰。众星捧月，玛塔·哈莉乐得广施恩泽，她像小燕子般在欧洲大地上来回穿梭，约会成了她的工作，甜蜜的工作，她不肯放弃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幽灵笼罩着欧洲大地，一切都在改变。时代的脉搏越跳越快，眼看就要走向一个疯狂的境地，可玛塔·哈莉仿佛并没有觉察到。作为中立国荷兰的子民，她拥有自由穿越欧洲各国的特权，她依旧会她的情人，维持她的高消费，过她的那种周旋于各个男人中间的日子。对于哈莉来说，情场就是战场，并且是可以多栖作战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她赤身裸体，所向披靡，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乐此不疲，虽然，这多少给人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昏盲感。

　　“双面间谍”之谜

　　当战火烧尽霓裳，玛塔·哈莉的狂欢正面临威胁，可她似乎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知道传说中的玛塔·哈莉和秘密情报部门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又或许，他们之间根本就没关系？），但据说，她在会见一名英国官员时承认，她为法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不过这一点，显然已经成了孤证。或许当时她只是为了好玩，为自己的故事增添一点趣味性和神秘性。政治玩笑彻底毁了她，当初的法国当局似乎正抓住了她的这一点，即使是捕风捉影，她也无从辩驳，毕竟，她那极其复杂的交际圈与她的间谍工作的契合度如此之高，成为间谍，为军方效力，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玛塔·哈莉很快大祸临头。

　　1917年1月，德国的一名官员从西班牙的马德里用无线电朝柏林发送电报，目的是报告一名德国间谍获取的对盟军有帮助的情报，这名德国间谍的代号为H-21.法国情报部门拦截了这一情报，并从他们所掌握的资料中确认，这位代号为H-21的德国间谍，就是玛塔·哈莉。如此，玛塔·哈莉似乎被“坐实”了是双面间谍。法国军方的这一“确定”，疑点重重，第一，德国情报部门是否真的发送了这则情报不得而知，如果没发送，法国情报部门何来“拦截”？第二，就算德国人的确发送了这则情报，并且这情报被法国情报部门拦截了，但谁能证明法国情报部门的“破译”就是准确无误的？代号H-21的德国间谍和玛塔·哈莉之间能不能划等号，毕竟不能只由法国人一方说了算。可历史并没有给玛塔·哈莉反驳的机会，法国当局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快刀斩乱麻。玛塔·哈莉案从认定，到审判，到执行死刑，总共只用了半年时间。

　　1917年情人节的前一天，玛塔·哈莉在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被捕。站在近百年后看这一段“捕猎”，我们不难感觉出玛塔·哈莉的无辜，如果她真的和德方合作，她又怎么会对法方的行动毫无防备，束手就擒？墙倒众人推，她的情夫们恐怕都会赶紧与她撇清关系，而广大妇女们也终于有了唾骂这个妖娆的坏女人的理由。很快，玛塔·哈莉被送上了审判席。她被认定为有罪：她为德国工作，她执行的间谍活动造成了至少五万士兵的死亡。虽然她大声疾呼：我是妓女，这没错儿，但我绝不是叛徒。可罪名已定，铁案如山。1917年10月15日，一代舞娘被枪决，年仅四十一岁。玛塔·哈莉被执行枪决后，没有家人来为她收尸，她的尸体顺理成章地供医学所用。她的头颅被保存在巴黎的解剖学博物馆。

　　生命短暂，唯有死亡永垂不朽。玛塔·哈莉死后，巴黎仍然流传着她的故事，就连最迅捷的枪决，人们也不忘敷衍成篇，好使这个枪决化身为独特“这一个”。女间谍的枪决总该与普通的枪决异样。身为情色女间谍，即使在被执行枪决的过程中，她也得有范儿。于是，有人说，玛塔·哈莉在被枪杀前曾经给子手送过飞吻—这显然是一出美人计，也有人说，这飞吻其实是送给她的律师兼情夫的，这则是一出感伤的生离死别，她临终遗言据说是：谢谢，先生。还有人说她在死前曾经故意脱掉外衣，赤身裸体，好转移子手的注意力，好在子手没上当。据1934年《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称，她临刑前穿着“一套整洁的高级定制的亚马逊女装，戴了一双专为被执行死刑时用白手套”。这样的描述也许没有证据，但在历史叙述的转变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玛塔·哈莉的日渐宽容，从脱光衣服引诱士兵的荡妇，到穿着高级定制女装戴白手套的有尊严的女人，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但最起码，玛塔·哈莉的形象建构，是一步一步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平凡的生活需要这些惊险刺激的传奇来做点缀。流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碟芥末，辛香冲辣，只需挑一丁点儿就可以冲到脑门。偶尔，我们爱这滋味，但感叹过后，我们必须知道，这远非事实，那或许只是我们自编自导的一出情节剧。事实上，据当时的目击记者亨利·威尔士称，玛塔·哈莉在被执行枪决时没有被绑起来，而且她还要求不戴眼罩，直面死亡。威尔士这样记录一代传奇舞娘的死：“子弹凌空响起后，她慢慢地跪了下来，但她总抬着头，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她晃了两下，子弹在她的膝盖里起了作用，她朝后倒了下去，腰部弯曲，两条腿压在腰下。”一个军官走到她的身旁，掏出枪，在她的头部补了几枪，确保她已经死亡。

　　玛塔·哈莉究竟有没有从事间谍活动？如果有，她从事间谍活动究竟为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依旧是个谜。有人说，她凭借美色盗取的情报害死了十万兵士，她是红颜祸水，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也有人说，她只不过是当年法国政府的“替罪羊”，因为，如果她是超级间谍，法国政府就显得不那么无能。事实上，在1930年代，德国政府就曾经公开为玛塔·哈莉辩解，但在法国方面，却仍然未曾有公开的表示。不过，终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必将掀开它那半明半昧的面纱。虽然这个过程，或许是缓慢的。据说，藏于法国的关于玛塔·哈莉的档案卷宗，可以证明她的无辜（这文件目前只有少数人能看到），但她那“豆腐般”清白的声誉是否能昭雪，大概要等到2017年，秘密卷宗正式公开时，才能揭晓。

　　娱乐大家

　　朦胧的历史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辩，给玛塔·哈莉这个名字涂上了更加斑斓的传奇色彩：一个美艳的情色舞者化身双面间谍，依靠满带肉欲的魅力，从她众多情人那里套取军事情报。此番桥段，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1931年12月26日，好莱坞出品、冷美人葛丽泰·嘉宝领衔主演的电影《玛塔·哈莉》在美国上映。电影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以满足观众浓重的传奇口味—为了好看，好莱坞甚至不惜牺牲历史事实—电影“故事”的上映，代表着玛塔·哈莉自身的历史，已经全然脱离历史本身，而成为娱乐时代的一个传奇母本：负责提供丰富而不失浪漫风情的材料，以备娱乐大众之需。也难怪，玛塔·哈莉具备了人们想象中一切女间谍应该有的素质：美貌，情报，危险的男女关系，忠诚与背叛……最重要的是，她还死得不明不白。这就给后人讲述她的故事留下了可供发挥的巨大空间。当个人历史的解释权不归你本人所有的时候，个人的历史将无可避免地沦为一个“可供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嘉宝过后，许多人在电影、电视剧里扮演着玛塔·哈莉，与此同时，许多作家也对这位传奇性的女间谍念念不忘。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家冯内古特196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之夜》就是献给玛塔·哈莉的佳作。2009年，游戏商还以玛塔·哈莉为原型，开发了一套益智冒险游戏。新世纪的机械之光，洗去了上世纪初巴黎的繁华与淫逸。历史的鲜活血肉，也被时光之河涤荡得只剩嶙峋骨架。在娱乐时代，有几个人还会去注意当年的一个巴黎舞娘的痛苦与挣扎？玛塔·哈莉的人生故事，早已经风干了苦楚，只余下香艳传奇。

　　如果仅仅做舞娘，玛塔·哈莉现在可能早已是过气的旧日明星。可舞娘叠加着“双面女间谍”，这个肉体丰腴头脑简单的荷兰女孩，一下子就从舞娘堆里跳脱出来，成就惊世传奇，化身历史谜案，为人们所记取。只是，谁又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取呢？或许，玛塔·哈莉，最初也只是想，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