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近朱者赤

　　1926年以前，何功伟是在家乡度过的。1926年8月，震动全国的北伐战争汀泗桥之战就发生在他的故乡——咸宁。与此同时，鄂南打响了秋收暴动的第一枪，后来虽然失败了，却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焰。父亲何楚瑛作为地主也惶恐不安，在家呆不住了。1927年过完年，他就带上何功伟到上海避难。到了上海也不安宁，正碰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何楚瑛也呆不住了，7月带着何功伟再回武汉，又逢武汉的“七·一五”大屠杀。何功伟接连不断地看到了革命的高潮，也看到了革命的低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何功伟随父到武汉，父亲在汉口统一街做点生意临时安家。何功伟就读于省立第四小学，插班读四年级。该校坐落在武昌阅马场附近，这里正是国民党屠杀革命人民的刑场，国民党的屠刀和革命者的鲜血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何功伟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寄宿在学校里，他俨然像一个小大人，在学校学习生活着，养成了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在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时，何功伟品学兼优，成绩拔尖，常常作为班级代表在全校性的童子军大会上发言。北伐战争之后，学校也曾进行一些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何功伟就十分崇拜孙中山先生。

　　1930年夏，何功伟小学毕业，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是省城设备完善、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何功伟学习勤奋，智力超群。他很注意学习方法，数、理、化、文、史全面攻读，各科成绩优良，在学校名列前茅，主要学科常常得l 00分。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针贬时弊，惩恶扬善，爱国之志，跃然纸上，常常被评为佳作，令国文老师和同学们赞赏不已。何功伟不但作文写得好，口才也极佳。他能言善辩，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校内演讲比赛曾获第一名。何功伟英语功底扎实，能用英文写日记、简短的作文或故事。在一次《英语周刊》的全国性英语测验中，他一举夺魁。

　　何功伟十分爱好音乐，歌也唱得好，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这时的何功伟有一个志向，他想做“爱迪生第二”，立志以科学救国。何功伟品学兼优，为人谦诚朴实，深得老师喜爱，又颇受同学爱戴。初中毕业会考荣获全省第一名。

　　1933年秋，何功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被分在一班。何功伟除学好各科知识外，还挤出许多时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使得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政治思想也逐步成熟起来。他关心国家大事，每日必读几种报刊，从报刊文章中明辨是非，寻求革命真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増加，何功伟了解到“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不但釆取不抵抗政策，还向侵略者妥协献媚，鼓吹“中日友好邻邦”，不许国民“侈言抗日”。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内不断发动内战，围剿红军。这一切都被年仅16岁的何功伟看在眼里，铭刻在心头，滋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学校里，何功伟不但各科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课外知识丰富，思想开阔，娴于辞令，对人诚恳，肯帮助人，生活简朴，不修边幅，又无高材生的架子。所以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从高一下学期开始，何功伟和班上几个感情合得来的学生，如胡恪恭、韩钜先、常两义、王东屏、罗源善、王瑞珩等，相约住在一起。另外还有走读生向仁生、姚树森等。这些人渐渐形成了以何功伟为首的小集体。这个小集体成员除走读生之外，他们同吃、同住、同上课。晚饭后经常由何功伟率领去逛书店或游蛇山。所谓“逛书店”，就是大家自由阅读进步书籍，地点多数在汉口交通街一家叫“生活书店”的店内。这家书店可能是中共地下书店，里面有许多进步书刊，老板是一个29岁的革命青年，叫顾一凡。“游蛇山”，就是在蛇山顶的僻静处，由何功伟讲时事政治，或讨论怎样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个小集体的成员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倾向，即：反对埋头读书，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班上也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同学，何功伟便主动去接近他们。如陈光明同学，学习成绩不大好，何功伟主动担任他的文科辅导和时事指导，吸收他参加他们小集体的“逛书店”和“游蛇山”活动。另外，他还规定陈光明平时要读进步报刊，如《哲学讲话》、《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生活周刊》和《知识》周刊等。何功伟对他说《知识》周刊是兼有《世界知识》和《读书生活》两者之长的杂志，是本好杂志。在何功伟的影响下，陈光明坚持购买《知识》周刊，直到该刊被迫停刊为止。

　　何功伟在顾一凡的引荐下，参加了以孔罗荪、张光年为核心的“读书会”。 后来，何功伟和吕鸿在省高同学中发起并组织了“读书会”， 经民主推荐，何功伟成为了“读书会”的会长。在学校钟楼上，何功伟常和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交谈，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为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并组织救国宣传活动。“读书会”受到学校注意后，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何功伟找到时在鄂南中学任教的同乡老师钱远铎，说他想组织一个同乡学生团体，逐步扩大，再在此基础上搞个全市性的读书会，共同学习，共同研讨，共同进步，并出版刊物。钱远铎听后建议搞个篮球队，从打篮球入手搞起来。何功伟釆纳了他的建议，把省高、省一中、省九中等咸宁同乡中爱好打篮球的20多个同学组织起来了，经常以鄂南中学为中心，在此练球或与别校球队进行友谊比赛，大家劲头十足。没有比赛时，大家就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在此基础上，何功伟凭自己的口才和组织能力，扩展成了全市性的学生读书组织。

　　何功伟这时已开始认真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讲话》，陈唯实的《战斗哲学》，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进步书籍。选读了我国史学古典名著“四史”，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以及苏联的小说《母亲》、《铁流》、《夏伯阳》等。为了学习新的知识，追求真理，何功伟连家里给他添置衣服的钱都用上了。

　　何功伟通过接触进步书刊，和“读书会”中朋友们的交流，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对共产党的向往，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那股正义力量。而蒋介石国民党卖国集团每天都表演着祸国殃民的丑剧，令人作呕。

　　何功伟从所读的书中，思索着时局，也思索着未来。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何功伟经常对同学们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学生当务之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亡了，伟大的抱负有什么用？”他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同班同寝室的同学影响极大。许多同学原来大都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一心只知道擂功课，慢慢地大家都关心起时事政治了。在何功伟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有抗日爱国思想的进步集体。

　　在学校里何功伟喜欢唱歌，那时学校里不许唱《义勇军进行曲》，只能唱《毕业歌》、《大路歌》、《渔光曲》。何功伟最喜欢唱的是《湘累》。《湘累》是郭沬若写的，原意是吊唁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由陈啸空作曲。会唱这首歌的人很少，但何功伟喜欢唱，而且唱得声情并茂。不言而喻，这是何功伟借古喻今，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在学校，何功伟遇到发表反动言论的人就挺身而出，与之辩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次次都是胜利者。一次上英语课时，同学们要求教师评论时事。教师说：“甲午年间，中国根本无力和日本打仗。可当时大家吵嚷起来说：能打！能打！结果打败了，误国不浅。现在前车可鉴，我们切莫乱作主张。同学们还是安心读书为好。”

　　这时，何功伟站起来发言。他根据历史真实，纠正了教师这一错误说法。他说：“当时中国人民和将士，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是非常英勇的。如丁汝昌、邓世昌、徐邦道等海陆官佐，率领士兵与敌人浴血奋战，先后予敌人几次重大杀伤。北洋舰队曾一度予敌舰以重创，并非‘根本无力打仗’。失败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昏庸。北洋大臣李鸿章，企图保存实力，以巩固自己的禄位，在关键时刻，将舰队转移，躲避交锋，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平壤清军主帅叶志超、大连驻军统帅赵怀益、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等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误国就误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将永背骂名！”

　　他又接着说：“现在形势完全不同，民情激愤，将士用命，打起来就是全民抗战。政府应下决心，停止内战，共御外侮。即使我们武器较差，但这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况且现在国际局势也与甲午战争时不同。甲午战争时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互相支持侵略。现在日本一心想独吞中国，美、苏一再声明反对，要求日本立即将占领军撤出中国，假如抗战起来，美、苏必然会无条件支援我们。只要政府坚持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稍停，他又沉痛地说：“我们来到学校，本是为了读书，可是眼看日寇步步紧逼，国土日蹙，这个书我们怎么读得下去？东北学生不是流亡到关内来了吗！他们不是真正遭受国破家亡之苦么！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前车之鉴’！难道现在还要我们终日埋首书案，一切不闻不问，听凭别人来摆布吗？”

　　这一席慷慨陈辞，真是动人肺腑，将教师的“训词” 驳得体无完肤。

　　其实，这位教师是他们班的专任英语教师，教学有方，素负盛名，何功伟一向被他视为得意门生。这次课堂被驳，表面上似乎有损他的尊严，但在下课时，他望着何功伟频频点头，满面笑容。意思是说：你讲得对，你讲出了我真正要讲而不便讲的话。你真不愧是我的得意门生。

　　何功伟过人的智慧、超人的口才和善良的心地，赢得了众多少女的芳心。何功伟对其中一个美丽、聪慧、灵俐的女同学娟(化名)有了好感，他们常在一起读书学习，交心谈心，渐渐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1931年冬，何功伟得到一本《朝鲜亡国惨痛》，便组织读书会的同学在师生中募捐，用筹集到的钱在汉口一家印刷厂印了上万份，广为散发，以唤醒国民。何功伟从一期刊上读到臭名昭著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奏折》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散发演讲，声泪俱下，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武汉读书期间，每年春节何功伟都回咸宁过。当时，他父亲何楚瑛任咸宁民众教育馆长，每次回去都少不了要对何功伟进行一番教育，何楚瑛教训他说：“你不好好读书，乱管闲事。国家大事有蒋委员长作主，你们这些毛孩子懂得个屁！”何功伟争辩道：“我们反对蒋委员长，是反对他投降卖国的国策。如果他领导抗日，我们就拥护他。我们虽是青年学生，也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你老人家不了解年轻人的心事，就少管我们的事。”父子俩每次争吵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下不了台。

　　1934年寒假，何功伟回咸宁，他的堂弟何功楷到他家小住了几天。何功楷在九中住读初中，何功伟很喜欢这个矮小精干的堂弟，向他灌输进步思想，也委托他收集新哲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