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生的灵药——纪念何斌同志

　　侯 森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重庆办事处曾费尽心机开了小规模的追悼会，纪念平江惨案中殉难的烈士。《新华日报》第二版登出了醒目的新闻，匆匆印出的还不算寒伧的纪念册，也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散发了。这与禁锢得像罐头一样的情形相比，是令人感慨无已的。

　　就在这个追悼会的前几天或后几天，我和何斌(他原名何功伟)见了面，他刚从鄂南逃出来，光着头，穿一套黑布中式短衣裤，像一个商店的学徒。一九三六年夏，他在武汉被通缉，离开学校到上海去了，之后我们便通起信来，然而一直没见过面。所以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的相聚中，我们尽情畅谈，似乎要弥补过去三四年的阔别。

　　他是一个未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对家乡青年却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武汉失守前便回到鄂南去了。战争来了，他曾动员鄂南的人民，带领他们投入了战争。可是历史的不幸阻碍了他的英雄事业，几个夜晚，他细密地向我分析他在鄂南一年多的生活，从开辟上层，直到几个同志的被杀和自己的亡命。他说得很缓慢，那些事实会令人觉得与这个学徒的外表是如何的不相称。我所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是越来越重的，我头一次严重地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我们离别前的一次长谈．是在临江的一个小茶馆中。他苦恼于自己的神经衰弱，和恋爱问题没有解决，他羡慕我的健康，祝福我们的结婚。当时我是很不安的，深深愧疚自己的“庸人多福”。这种心情我没有告诉他。我们谈得远远的，肯定他会找到很好的伴侣，我们做着美丽的梦，设想几年后大家相聚的快乐。他起劲地笑着，脸色也不显得那么苍白了。

　　他决定回到环境日益艰难的鄂西去，便搬进城住。我也没法最后送他上船。

　　延安的生活是过于平静的，因为不接触直接的成败斗争，人有时也因循麻木起来。然而对于南方故人的悬念，是与时俱增的。去年秋末，便听到何斌在一月间被捕的消息。据说他是可以避免这个遭遇的，他早就该离开那个地方，他自己已经知道有十几个家伙在跟踪他。

　　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死的是极其广阔的，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重庆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极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理状况。据说武汉时代互讲统一战线的青年，如今竟在这种场所又碰了面，但情形却大有改变：一方面是主子，被教育着以杀人为业；另一方面是奴隶，被教育着不慑于死的恐怖。这是如何惨重而严正的史画啊！

　　权力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任何东西都失掉作用？市侩与战士的分野，就在这里：前者奴颜婢膝以贪生，后者维护真理而从容赴死。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市上，常有“帝打打”、“帝打打”、“帝帝帝”的冲锋号吹过，几个或十几个男女青年有的是赤膊，颈后插了一支朱标，被一大群兵士拥着推跑，他们激昂地一呼一应地高叫着口号。这给予我──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的撞击，是英雄的崇敬多于死的恐怖。这种帝王式的，对死囚临刑前豪语的“恩惠” ，权力者早已醒悟对自己不利，知道恐怖和威严只能慑服“良民”。抗战以后，虐杀的方法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一定比当众而死更寂寞”(鲁迅)。是的，从群众中来的人，他总希望当着群众表明他的立场。不过近年来，这种“暗暗的死”，对于勇猛的战士已极其熟悉，他们早就准备着尝受这种惨苦的寂寞。当死已成为时刻在威胁着的存在时，死的方式真也就无足轻重了。何况死者自己会知道，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将永远活在活人的心里。

　　我不能不写出，我们的战士，二十六岁的何斌的死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最近证实了他在去年十一月被枪杀了……

　　他被捕后便关在当地的劳动营中。后来地方最高当局(这是一个抗战初期颇负重用青年之盛名的将军)找他去谈话，许以“领导”该地青年的全权，这当然没有结果。于是最后将何斌的父亲迢迢请来，“说服”他的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但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向他心灵所寄托的队伍的告别，一封是给他的青年的妻子──他记挂着她在生产后不久。

　　何斌一生中最后一年的经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点，然而也就够了。

　　他的告别辞，他向我们，他的亲爱的战友说了些什么呢？这我们应该是很明白的。

　　“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 ，鲁迅的话正是向着我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