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深切怀念老同学挚友何功伟烈士

　　向仁生

　　何功伟与我是高小、初中和高中的同学。1928年夏，我上武昌第四小学五年级，进校不久，就知道了品学兼优的何功伟了。他班次比我高，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29年孙总理(中山) 广州蒙难纪念日(6月16日) ， 开全校性的童子军大会，他和我都曾上台讲话，我们都是作为班级代表上台的。

　　1930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省立二中初中部，功伟已先我升入此校了。后来他因病休学，返校时与我同班，一同于1933年夏毕业，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简称省高) ，进校后都在理科甲班。省高三年，朝夕相处，“一二·九”运动时期又一起进行了好些活动，他与我有了诚挚深厚的友谊，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时至今日，他为革命献出生命已40余年，我已进入老年，这么多年以来，每当我想到他时，总是深深地怀念不已。

　　我们上高小的时候是在北伐之后，学校还算认真地进行一些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那时我就很崇拜孙中山。我想他也会崇拜孙中山的。初中时期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他与我都激于爱国热忱义愤填膺。但我进入初中后，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强烈兴趣，一心想将来学物理当科学家，对政治并无兴趣，对国家大事并不怎么关心。他则不然，一直很关心国家大事，认真研究时局和各种迫切的政治问题。高中时代，他常与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同学讨论中国大事和世界大事，自由地无拘束地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有时也争辩。我那时还有不少对共产党的糊涂认识。是他，向我说明孙中山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他，告诉我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大肆清党屠杀青年的经过和史实；是他，引用鲁迅的话对我们说：“现在中国的第一流人物在爬山！”(爬山指长征) 这些科学的历史事实，终于使我接受下来而深印脑际。

　　“一二·九”运动前夕，主要也是功伟的影响，我们这群同学认识到国家濒临灭亡的原因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镇压民众抗日、推行投降主义的路线。救国就要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结果在“一二·九”运动中，一些同学迸发出了极大的勇气，不畏当局高压，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运动。

　　临近1936年夏，我们将要高中毕业时，由于“两广事件” ，功伟又带头发起了“反对内战”的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立即镇压学生运动，逮捕开除我班同学，功伟遭到通缉，潜赴上海找党去了。我毕业后，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想当科学家。抗战开始后，学校撤退到长沙，我实在无法集中心思继续念书，就参加了由大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路过武汉时，我们省高同学曾有一次聚会，我身着军装，功伟刚从上海归来，王东屏、韩炬先等同学都参加了。这时我单独与功伟深谈了一阵。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曾问他，像我这个想搞自然科学的学生，离开学校去战地是否合适。他回答说，国家实在危险，救国如救火，我们应该救火。他的话使我更加坚定地放下书本，走上战场。

　　以后不久，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公开发行，我如获至宝地全文精读。1939年，战局达相持阶段已经明显，人们都意识到抗战是长期的。我考虑到个人的特点和长远工作，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继续学物理，1942年毕业。就在这个时候，在昆明听到辗转传来的功伟在湖北恩施被国民党将领陈诚杀害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此，我几乎自觉地不为当时的中国掌权的政府做事，简直要与国民党不共戴天。

　　1945年，我在昆明通过公开考试取得赴美学习技术人员资格。在工厂实习一段时间后，自己设法进美国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一年后公费完结，国民党政府叫我回国，我不理。自己设法靠半工半读继续学业。后来取得硕士(1947年)、博士(1949年)学位。随后，在一所大学任副教授，而且是所谓“永久雇用” ，和薪金待遇、资历大致相同的美国同行比还是较好的。这时新中国成立，随后发生抗美援朝，周总理号召留学生回国，我的心思又大大地平静不下来。中美已成敌国，我这个身在美国的中国人该怎么办？是为了个人安逸长期滞留在美呢？还是回到祖国为发展科学和教育以及培养科学人才服务呢？祖国在召唤，新中国的建立是以许多革命先烈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先烈中包括老友何功伟。如果我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我对得起新中国，对得起老友吗？长期滞美势必放弃中国国籍而改入美国国籍，如果中国还是中华民国，我对放弃这国籍似乎并不感到很痛心，但现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这个国籍我思想上怎么也难以通过，我当时认为改入美籍等于宣告要与新中国为敌。这个时候老友何功伟时常进入思绪之中。最后，我与爱人曹兵巽一起决定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已经得到的一切，返回尚在艰苦条件之中的祖国。越过美国设置的多种障碍，1951年我辞别在其中工作的大学，开着自己的汽车走到美国西海岸港口旧金山，卖掉汽车买票上船，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可以说，回国是功伟对我的影响又一个具体表现。

　　回国已30多年，现在回顾起来，确实为新中国做了些事，但与当初设想可能做的相比差得很多。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甚至身体健康也包括进去，都被浪费了，实在可惜。如果说，为了新中国，我曾作过各个方面的牺牲，与何功伟烈士比，又算得了什么？十年动乱过去，雨过天晴，现在各方面转上正轨，我们又朝气蓬勃地踏上新的征途，豪迈地开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为了新中国，为了纪念老友何功伟，我自己，只要一息尚存，誓为四化贡献余力余热。

　　纵观这几十年，我们的祖国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二·九”运动的救亡目的达到了，中国没有亡，而且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之一，远不是过去那样屡受欺凌备受屈辱了。我们于1935年冬天在汉口江边游行时看到的日清、怡和等洋行以及它们的客轮现在不见了。现在蛇山、龟山之间耸立着长江大桥，这是我和功伟高小时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中读到过的，在作文课上也写过。将来更加无限美好的前景也已在望，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纪念何功伟烈士时，自问几十年来，我一直忠实于中华民族，忠实于社会主义祖国，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老友。他高中时代在同学中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想，黄泉之下的功伟烈士看到这一切时，他会感到欣慰的。

　　(向仁生夫妇是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同时留学美国的。向仁生攻高能物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新中国成立后，向仁生夫妇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又感于老友何功伟的爱国献身精神，毅然回国。回国后，向仁生参加中国科技大的组建工作，从此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