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刚成立的阿里巴巴，偏安一隅，默默无闻，它出奇的安静状态似乎显得与当时沸腾的互联网格格不入。
而那个时候，互联网的造势情绪比任何时候都高涨。当时一份基于对全国340家主要电视台和360家报社的广告监测统计报告显示，1999年到 2000年中国互联网在这两类媒体的广告花费总计超过1?郾5亿元。其中新浪网和中华网在1999年底、2000年初两季度的电视投放分拔头筹，而购物网站8848的报刊投放额竟占所有业内网站在全国报刊投放总额的11%，居全国之首。此外，户外灯箱广告也被互联网业广泛利用，在当年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国人、搜狐、e龙网、易趣、新浪成为户外灯箱广告曝光率最高的网站。
这份发表于2001年的报告，多少透露出那个年头网站的无限风光，然而阿里巴巴在这个时候令人感到窒息的冷静与这些生活在京沪穗繁荣地区的网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999年的阿里巴巴在做什么？马云的回答是：“我们在闭门造车。1999年回到杭州以后，我们自己商量决定，6个月之内不主动对外宣传，一心一意把网站做好。”
看来，在常人眼里多多少少有些古怪的马云又走了一步令人费解的棋。正所谓“锋芒毕露不如暗涌于江湖”，而“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肩鸿任巨之力量”。因为马云的缘故，阿里巴巴在杭州这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美丽城市里健康而低调地成长，少了一份不该的浮躁和造作，多了一份踏实和上进。
欲擒故纵：以沉默“招徕”媒体
马云与其说是一位眼光卓绝的商人，不如说是一位熟知媒体、大众心理反应的“心理学家”。这位在宣传策略上看似保守的IT新贵，并没有逃过媒体异常灵敏的嗅觉，尤其是阿里巴巴反其道而为之的沉默，更加激起了媒体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望。
1999年5月，杭州一媒体刊载了一篇标题为《想做全球贸易，阿里巴巴拒访》的短幅报道。阿里巴巴欲擒故纵、欲拒还羞的态度吊起了更多媒体的胃口，阿里巴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象也使众多新闻人按捺不住。
终于，海外媒体开始对马云表现出极大热情，第一个来到杭州的是美国的国际媒体《商业周刊》。而此前一言不发、金口难开的阿里巴巴被《商业周刊》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紧接着便是早期英文版的《南华早报》。
《商业周刊》记者在杭州一个居民区住宅里找到阿里巴巴，在记者惊异的目光中，阿里巴巴的工作场景被形容为“面积不大的住宅里挤着20多个员工，地上到处都是铺开的床单，空气里还有鞋子的味道”。记者当场惊讶得目瞪口呆！
托《商业周刊》的“福”，很快，马云和阿里巴巴就在欧美名声日隆，来自国外的点击率和会员呈爆增之势。
就这样，马云不花一分一毫，却引来了无数媒体甚至是国际性媒体的争相报道。而相比之下，早年搜狐的张朝阳不惜花费巨资铺天盖地地进行广告宣传与品牌推广，为了增加人气，他还频频出现在各种电视采访中，这一举动甚至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张朝阳究竟是不是企业家？他这样能经营好一个企业吗？”有口难言的张朝阳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此前频频作秀的动因，十分委屈地说：“搜狐是一个门户网站，需要人气，但它又没有多少钱，不能像现在一样请明星来为自己代言，所以只好自己上场秀一把了。”
张朝阳的苦衷不无道理，但是马云却能跳出媒体舆论的樊篱，这或多或少与早年马云创立中国黄页时北上与那些媒体、记者们打交道的经历有关。姜还是老的辣，“吃一堑，长一智”的马云用了“最强的进攻方式”——防守，周旋于媒体记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而马云的“欲擒故纵”为阿里巴巴节省的广告费何止百万、千万。
融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
“竞争就像一场运作战，输赢取决于对未来市场的把握和对资本需求的迅速反映。”这是通用前CEO杰克 · 韦尔奇一句经典的口头禅。
所以，无论传教士一般的马云如何有魅力，如何舍我其谁，风险投资商们都知道，阿里巴巴并没赚钱，而且缺钱，因为?郾com公司是“烧钱”的主，庞大的运营费用终会将马云压得喘不过气来。幸运的是，马云在全球的巡回演讲，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是吸引客
户，二是吸引风险投资。
开垦电子商务市场处女地，市场与资本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唯有做到控制市场、占有资本的两全，马云才能集聚底气，高枕无忧地“享受”阿里巴巴蒸蒸日上的未来。
“AK-47的救赎”
当今时代是一个以资本为特征的时代，资本成为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由于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形式，其对于资本的渴求也是超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
1999年7月，钱已经成为阿里巴巴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阿里巴巴已经困窘到马云必须向旁人借钱来发团队成员的工资了。
不幸中的万幸，此时的阿里巴巴受到来自美国最顶级的商业媒体《商业周刊》的关注，起因是据说有人在阿里巴巴这个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可以买到AK- 47步枪。这条消息把马云吓了一跳，可是马云他们找遍网站所有的消息也没有找到这条买卖信息。马云回忆道：“按说这也不可能。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知道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在于可信度，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立下规矩，对所有在阿里巴巴上发布的信息都经过人工编辑，这个规矩从免费会员时代一直坚持到现在，因此我相信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像《商业周刊》这样的杂志一报道还是把我们吓了一跳，因为它很少乱讲话。”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AK-47的负面报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里巴巴，但是它带来了更多国际记者纷至沓来的脚步，伴随这些脚步而来的当然还有国外的投资者们。
宁愿失之交臂，不食“嗟来之食”
面对纷至沓来的风险投资者，尽管马云很缺钱，却也并不看重风险投资者们囊中的美钞。根据财经作家郑作时先生对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彭蕾的采访笔录，便可窥见一斑。
1999年7月的一天，马云在湖畔花园那个房子的客厅里接了个电话，然后看了看正在公司的人，对彭蕾说：“你和我一起出去一趟好吗？”
于是他们就一起走了。到了外面彭蕾才知道，马云和她是要去见投资人。但是她和马云一样没什么准备，她带了一个普通的本子，马云干脆什么都没带就过去了。
彭蕾已经记不得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要见的是从上海过来的那个投资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经理。当时过来的一共有三个人，住在杭州的世贸饭店。他们已经到过湖畔花园阿里巴巴的地方，了解了阿里巴巴在做什么，也回去做了汇报。这些投资人手里是有权限的，在得到老板的同意后，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决定是否投资以及投资多少，因此马云和他们的谈判是实质性的，如果谈妥，资金就可以划过来。
因为双方都已经实质性地了解对方，所以虽然是上百万美元的谈判，但看起来并没有一个谈判的样子。场地就在投资经理们住的房间里（普通的标准间而已）。五个人，彭蕾和对方的一个人坐在单人沙发上，马云坐在一张床上，不过他总是喜欢走来走去，几乎也没怎么好好坐下过，他们中的另两位一个坐在另一张床上，一个坐在写字桌前面的凳子上，就这么进行了整个谈判过程。
例行的寒暄过后，谈判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问题。投资经理们出了一个价，因为对他们来说投资金额是有权限限定的，所以所谓的价钱就是这个金额占阿里巴巴多少股份。他们表示如果马云同意的话，他们可以马上做决定。可是马云看来不满意股份比例，他强调阿里巴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言下之意很明白，投资经理们出的钱占不到那个股份比例。谈判进行到这里就有点僵了。于是马云提议停一下，对投资经理们说：“我们要出去走走。”
马云和彭蕾下了世贸的电梯，走到就在边上的曙光路上。一开始马云默不作声，过了很久他突然问了一句话：“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他的这句问话并不是真正咨询我的意见，因为他在这种事情上是非常有主意的，这时候的问话只不过想缓和一下两个人默默走路的气氛罢了。但我在那时候是管钱的，我清楚地知道阿里巴巴已经没钱了，特别想他让步把钱拿进来。所以就说：‘马云，公司账上没钱了。’”彭蕾回忆说。
马云不吭声，又走了一段，说：“好了，我们回去吧。”到了饭店的房间里，马云告诉对方说：“我们认为阿里巴巴的总价值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你们的看法与我们差距太大，所以我们看来无法合作。”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谈判。彭蕾还记得谈判结束后她随马云下电梯还是和对方的一个人一起下来的。在电梯里那个人还特别遗憾地对他们说：“你们错过了一个机会。”
一个名不经传的阿里巴巴，何以对风险投资如此挑剔？马云解释道：他希望阿里巴巴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除了带来钱以外，还能带来更多的非资金要素，例如进一步的风险投资和其他的海外资源。为此马云总共拒绝过38家投资商。
看来，马云对阿里巴巴的要求、对风险投资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严格。这正如他做人的秉性：但求最好。创业初期的苛刻并非一件坏事，它有助于形成一种意识、一种文化，这也是阿里巴巴发展壮大之后马云一直十分看重的一种企业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