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媒体、导弹、梅德韦杰夫

　　西方的公关机器

　　苏联解体后，在普京总统为使俄罗斯作为备受尊敬和重视的国家重回世界舞台显要位置的努力中，2006年本应是一个里程碑。自从俄罗斯1997年成为由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的一员后，这年它第一次轮到做主席—这是个机会，可借此影响全球议程的形成；7月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将主办八国集团峰会，若是安排得无懈可击，将能传誉全球。

　　然而我们看到，新年伊始，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恐怕这不是它想在世界上树立的形象。年前的几个月里，普京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西方紧张不安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对权力的控制，压制反对的声音，包括限制非政府组织，纵容青年组织“纳什”恫吓**********和骄狂自大的外国大使。

　　西方保守阵营中已经有呼声要求把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至少要求布什总统抵制圣彼得堡峰会。

　　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后总统办公楼幽暗的走廊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奇的主意：俄罗斯需要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形象，需要西方公关公司的帮助。克里姆林宫没有公开招标，1而是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纽约一家大公关公司—凯旋公关和它的一家欧洲伙伴公司，布鲁塞尔的GPlus。这两家公司的最高层主管飞到莫斯科，共同向普京的新闻秘书阿列克谢·格罗莫夫和他的副手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宣讲设想和计划。（他们二人共同承担发言人的职责：格罗莫夫承担主要角色，英文流利的佩斯科夫基本上专门和外国记者打交道。）

　　在这个时候，原来和我同做记者的几个GPlus的主管拉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当俄罗斯事务首席顾问。本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我那时的经历写成的。

　　在我们看来，做克里姆林宫顾问的任务很简单：让俄罗斯人了解西方媒体运作的方式，并力图劝说他们采纳政府处理与新闻界关系的最佳做法。我们是顾问，不是发言人。虽然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对西方经济顾问的意见求之若渴，可是在媒体关系这个“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问题上向普京的团队提供咨询却绝非易事。佩斯科夫确实对学习西方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初见成效后，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客户”又逐渐故态复萌。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害后，利特维年科又被毒杀，再后来是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看到这一系列事情，我开始猜想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决定雇用西方公关公司，是不是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自己的形象马上要一落千丈。

　　他们为改善形象不惜重金。凯旋公关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申报显示，开始几年俄罗斯几乎每个月付给凯旋公关100万美元。2（凯旋公关还和因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战”而麻烦缠身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另一份合同，大约也要这么多钱。）钱不是直接由克里姆林宫出，而是通过俄罗斯的一家银行安排，因而避免了经过国家预算审批。3这件事遭到了一些俄罗斯媒体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克里姆林宫为什么需要西方（而不是俄罗斯）的公关公司，为什么没有作为国家项目公开招标。4

　　凯旋公关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俄罗斯人对西方媒体的运作一无所知。他们根据对付国内媒体的经验，真心相信我们能用钱买到有利的报道—比如花钱找人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的好话。他们相信，记者发稿写什么、怎么写，全看报社老板（或政府）的意思，对那些批评俄罗斯的记者，他们想予以“惩罚”，不邀请他们参加新闻活动（事实上因此而放弃影响那些记者的机会）。他们不停地骚扰《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克·哈丁（和他的家人），显然是因为他所属的报纸发表了对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采访，采访中别列佐夫斯基呼吁推翻普京—尽管哈丁与那篇采访没有任何关系。5在利特维年科一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俄罗斯分社的三名工作人员在莫斯科街头遭到袭击。这一切很难使记者们对俄罗斯作出克里姆林宫所希冀的积极报道。俄罗斯人总是要求凯旋公关“使用我们的技术”改善对俄罗斯的报道。我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想要他们使用的技术是每天早上10点钟召开像电视剧《白宫风云》那样的记者招待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

　　我们提交了一份又一份的说明文件，反复阐述我们的基本主题—向媒体开放。和记者打成一片，请他们吃中饭，和他们谈天说地，向他们透露点小道消息，慢慢地争取他们。对记者解释自己的情况，他们会逐渐对你产生信任。接受采访，上广播电台，上电视，因为你不上，你的对手就会上，媒体关注的题目就会由他们来确定。我们的建议一度得到了执行。佩斯科夫请驻莫斯科的记者在高级餐馆吃了几次晚餐（比我们设想的聚餐正式得多），反响不错。他们还建立了有指定部长参加的“星期二通报会”制度，使驻莫斯科的记者团大喜过望。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谋杀案发生后，佩斯科夫非常担忧，取消了这个制度：他知道不论通报会原定题目为何，记者们一定都会问有关人权和民主的问题。还是不见他们为妙。

　　凯旋公关的大部分工作是世界上多数政府派自己的使馆和外交部做的事情，但克里姆林宫显然对本国的这些机构没有信心。俄罗斯的部长出国访问时，由我们安排记者招待会，提供背景资料文件，列出他们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有时还提供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作出的答复—虽然他们很少采用我们提供的说法）。我们为部长（甚至总统）起草文章，但通常被莫斯科当局改得面目全非，无法卒读，很难在任何报纸上刊载。令人费解的是，佩斯科夫要求我们为能源部长或外交部长起草文章，却又不告诉我们部长想说些什么。如果问他，他通常回答说：“你们觉得他该说什么就写什么。”于是我们只能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起草文章或演讲稿。然后我们写好的东西又被从头写过。特别是拉夫罗夫外长，他不想让“无知”的外国人为他捉刀代笔（他这么做完全正确）。

　　凯旋公关每天向克里姆林宫送交3份新闻总结，分别是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新闻汇编，对世界各地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作出全面的—也许是过于详细的—报告。报告经常长达100多页，包括任何提到“俄罗斯”的文章的全文和摘要，但不作分析。第一份合同执行期间，在俄罗斯担任八国集团主席那年，凯旋公关雇用了一家机构把媒体的每篇文章都以颜色标注，用红、黄、绿来标明报道对俄罗斯不利、中立或是有利。到年底做成图，即可显示由于凯旋公关的努力，代表有利的绿色多于代表不利的红色。公关工作这个常用的方法在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微妙环境中却行不通。此外，不同颜色的选择似乎毫无章法，和文章的内容没有关系—就连体育新闻或天气预报也被加上红点或绿点。（这项“服务”后来终止了，因为人们意识到它全无用处。）

　　克里姆林宫还定期收到“路线图”—今后3个月\/6个月\/1年的“全景”公关战略。里面用的都是唬人的大词，什么“利用将来的机会”，什么“可取得的成果”，还有“争取利益攸关方”。其实，大部分工作说到底是帮助安排部长访问、组织记者招待会和报告西方发生的大事这类平常的事情。

　　作为公关这一行的新手，我每次看到“与影响者关系”和“第三方接触”这些云山雾罩的说法总是忍俊不禁。它们的意思其实就是培养与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专家和“思想领袖”的关系。凯旋公关对任何这方面的接触都进行巨细无遗的报告，比如同某智库的成员共进午餐或出席讲演会。所有这些都作为完成的任务记录下来，每月送交莫斯科。如果一位“影响者”在文章中写了一句积极的话，这句话就将在报告中作为“成功”予以引用。我记得凯旋公关一份关于工作成就的报告引用了加拿大总理的一句话，说“我认为俄罗斯近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是否真的相信这里面有我们的功劳。

　　我们的一个不容置疑的成功是开启了“电话通报会”的办法，记者们可以打电话参加佩斯科夫或某个部长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俄罗斯人觉得这比面对面的记者招待会自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向媒体解释他们行为的办法。

　　我和佩斯科夫一起工作了三年多，和他混得很熟。40出头的他高高的个子、衣着整洁、举止随和、很有魅力、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土耳其语也很流利，因为他在安卡拉使馆工作过多年）。1999年叶利钦总统访问土耳其时发现了他，把他调回国，在总统办公厅工作。普京上台后，他成为克里姆林宫新闻关系办公室主任和总统的副发言人。从那以后，他一直是媒体眼中的无价之宝，全俄罗斯几乎唯有他有能力、有权威，也有意愿接受外国媒体的公开采访。他因此成了大忙人。我在英国广播公司莫斯科分社的同事一直渴望能多采访几个人，他们曾恳求我说：“请让他们多派些发言人。德米特里是很棒，可他没有时间……”然而，除了几个部长之外，俄罗斯没有人愿意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难怪他们觉得把信息传递出去那么难。

　　我对德米特里进行媒体培训，帮助他在电视摄影机前表现得更加自如。不仅训练他的声音和举止，而且对他提出最尖锐的问题，教他如何以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意思。许多没有研究过西方简明新闻报道的人在接受采访时常常说个没完，但总说不到点子上。

　　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一次八国集团峰会上，佩斯科夫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修改普京总统将在危地马拉市为支持俄罗斯争取在索契承办2014年冬季奥运会所作的讲演稿，要改得更风趣些。俄罗斯申奥成功了—这个大功我自然居之不疑！（其实，我提的大部分建议都未被采纳！）2008年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我负责就视频和播客提供咨询，至少一部分建议被采纳在他创新性的视频博客中。

　　德米特里的上司阿列克谢·格罗莫夫是普京任总统期间克里姆林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听说他是“唯一无须预约就可以进入普京办公室的人”。普京和他每天见面，经常就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格罗莫夫对俄罗斯媒体实施严格的控制。一次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喝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台长走了进来。格罗莫夫把我简单介绍给他，接着挥手要他去后间自己倒点喝的，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每周例行的谈话，格罗莫夫会把今后一周的议程过一遍，确保新闻报道“正确”。

　　格罗莫夫和佩斯科夫一样，也是干外交出身，曾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工作。1996年奉命回国任叶利钦的新闻办公室主任。他喜欢穿格子开衫毛衣，用长烟嘴吸万宝路香烟。作为普京的新闻秘书，他只管俄罗斯媒体，由佩斯科夫对付外国媒体。在一次和格罗莫夫的会面中，我提起了我的一贯主张：在西方看来，俄罗斯在思维和行为上正越来越往苏联的老路上走，为了扭转这种看法，不仅需要停止苏联式的行为（比如禁止反对派集会示威），还需要通过演讲和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力批判苏联的历史。格罗莫夫的答复非常说明问题。他承认这样做会改变西方的态度，使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更加积极。但是，他说：“我们得照顾国内舆论。而国内舆论对苏联的看法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首先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稳定。”确实，俄罗斯有许多人，特别是老一辈的人，怀念过去，如果对他们的观点提出挑战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令我泄气的是格罗莫夫对此只是被动地接受。以他对俄罗斯媒体的影响，他完全可以发起一场运动来改变人民对昔日的看法。毕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职时都这样做过，民众的态度也确实发生了改变。而现在政府拒不作为。

　　那几年我提建议尽量有话直说，即使有时超越了“公关咨询”的正常限度。在那段时期里，当局开始驱散由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领导的名为“另一个俄罗斯”的新反对派联盟组织的示威。我对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解释说，多少公关都弥补不了一张防暴警察殴打老太太的照片造成的破坏。当然，我说这些话的对象不对。我坚信佩斯科夫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无权改变警察的做法。

　　有一次他们要我对一篇文章发表意见，文章是用俄文以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名义写的，想在声名卓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那是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那篇文章写得极其蹩脚（好像是由至少三个意见迥异的人共同执笔的），我发回的评论也毫不客气，说除非他们想让人认为他们的总统是个精神分裂的疯子，否则就该把这篇文章撕成碎片。我那些专业从事公关的同事大为吃惊，担心雇主会不高兴。但佩斯科夫却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

　　无论佩斯科夫后来多么信任我的判断，我最终认识到那其实是没有用的。克里姆林宫想要我们帮助传播信息，不是改变信息。他们事先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比如我们要求事先拿到重要讲话的讲稿（或至少是节选），好在早间新闻简报会上透露一点口风，吊起记者的胃口，以保证晚间收到最大效果。这是西方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标准做法，但克里姆林宫不信任我们这些顾问。普京的讲话稿发到记者手中的同时才发给我们。至于引起西方注意的公关手段，比如显示普京男子汉气魄的照片，那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永远是事后才知道。

　　凯旋公关2007年的工作赢得了一项很有威望的公共关系奖，但我知道克里姆林宫想让它的公关顾问“闯劲更大一些”—不仅是安排记者招待会和采访，或提供背景材料和分析文件，而且要想办法引着记者多说俄罗斯的好话。我记得一次和佩斯科夫的副手谈话，他批评我们在一位部长接受采访后没有采取后续行动以确保记者对采访的报道写得“对路”。报纸说我们是歪曲事实的专家，努力洗刷普京的人权记录—确实，克里姆林宫可能就是想让我们这么干。事实上，凯旋公关的主要作用是让克里姆林宫了解外界对他们的观感，并鼓励他们采取措施改变这种观感。当然，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信息本身，不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但那是远远超过凯旋公关职权范围的政治上的挑战。

　　其他的西式做法

　　凯旋公关还不是当时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宣传工具”。2005年底俄罗斯成立了24小时播放的卫星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后来改名为RT），就世界大事发表“俄罗斯的看法”，并向全世界观众介绍俄罗斯的政治和生活。它第一年的预算是6 000万美元，雇用的播报员都是英语一流的俄罗斯人，也有外国人。它看上去非常专业化，比起全球电视市场上的许多竞争者来毫不逊色。然而，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或新出现的法国24台这样的对手不同的是，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公平冷静、实事求是地报道新闻。“今日俄罗斯”的使命是让世界了解俄罗斯，所以它重点报道国内的政治新闻，很少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报道。苏联时期新闻报道中的西方是一张黑白照片，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贫穷，相比之下苏联则是一片光明。“今日俄罗斯”的手法则细致多了。它知道观众还有其他消息来源，所以不回避报道反对派的活动，甚至是对俄罗斯的批评。这样，它造成了俄罗斯媒体多元化的幻觉，掩饰了这一真相：“今日俄罗斯”是俄罗斯电视体系的例外，因为它是面向外国观众的。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它露出了本相和真实的目的，“今日俄罗斯”扔掉了所有貌似公平的伪装，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彻头彻尾的宣传工具。

　　这家电视台是由国有新闻机构俄罗斯新闻社创办的。俄新社和它的前身，苏联时期的苏联新闻社一样，身兼二职：首先，它收集新闻，主要向外国受众提供新闻报道（苏联新闻社庞大的驻外记者网中也包括许多秘密克格勃特工）；其次，它的驻外分社是宣传俄罗斯政府新闻的中心。这第二个职能与凯旋公关和GPlus的作用有很大的重叠之处，因此导致了一些摩擦。我感到俄新社十分不满外国人篡夺了它作为克里姆林宫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比如，有几次要GPlus安排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叶甫盖尼·契卓夫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发现俄新社已经安排了—而且俄新社财大气粗，排场十足，新闻发布会经视频连线直通莫斯科。

　　另一个宣传俄罗斯形象的新举措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它成立于普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主要推手也是俄新社。瓦尔代俱乐部每年9月召集大约50名“俄罗斯观察家”（主要是记者和学者）同俄罗斯本国专家举行10天的辩论，加之参观游览（每年都去一个新鲜地方）并接受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接见（官员的级别逐年升高）。2004年的第一次辩论会在莫斯科北部的瓦尔代湖举行，瓦尔代俱乐部即由此得名。而且那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京总统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他正因别斯兰惨剧憋了一肚子火，愿意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和这群人见个面，发泄一下怒气，回答他们的问题。自那以后，俱乐部成员们游览过喀山、车臣、西伯利亚和圣彼得堡等地，和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分别）在他们莫斯科郊外或索契的别墅里共进过丰盛的午餐。梅德韦杰夫显然认为瓦尔代俱乐部同普京的联系过于紧密；他在2009年成立了自己的外国专家聚会，“雅罗斯拉夫尔全球政策论坛”。

　　瓦尔代俱乐部是影响外界观感的全新手法—比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或引导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对俄罗斯进行更积极的报道来要细致多了。这是一种软宣传—风险不小，因为50个外国人在五星级酒店住10天耗资不菲，也肯定不能保证一夜之间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是：来宾们—这些资历深厚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在学术杂志上撰写文章，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作为权威在媒体上发表评论—如果有机会和普京悠闲地共进午餐并花上一个来星期的时间和友好的俄罗斯专家与官员辩论问题，那么他们对普京的好感就会增加。

　　莫斯科知识界的批评家对这个项目嗤之以鼻，说大多数参加者都是“被利用的傻瓜”，他们受了蒙蔽，回去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们在享受清蒸龙虾和美酒时被灌输的宣传辞令。

　　比如，卡内基基金会的丽莉娅·谢夫佐娃就说克里姆林宫通过瓦尔代俱乐部“收编”和利用西方评论家：“外宾来瓦尔代吸收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然后传达给世界。”6我完全同意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所在，否则他们不会不惜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我参加了三次瓦尔代会议之后，认为她高估了瓦尔代的效果。也许有些与会者的批评不再那么尖锐—而且确实几乎所有人，无论是不是瓦尔代俱乐部的成员，亲自接触到普京都会被他迷住（撒切尔夫人曾有类似的魔力，哪怕是对批评她的人）。但是，参加了几届俱乐部活动后，成员们并不是回去就大唱赞歌。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成员艾瑞尔·柯恩和经验丰富的马歇尔·戈德曼绝不能算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

　　见到官员总比见不到强。大部分参加瓦尔代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经验，分得出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事实。基本上，来时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人离开时仍然有好感，之前认为普京是骗子、反民主的人也很少改变看法。大部分记者和学者都欢迎有机会见到一个国家如此之多的官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接受这些官员的观点，更别说“传达”了。比如，听普京谈上几个小时的话不一定让人从此爱上他，因为听众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举止、他的偏执，甚至有时是他的愤怒，而对一个信奉民主的人来说，观察的结果远不能令人安心。我对瓦尔代参加者感到不满的不是他们轻信宣传，而是他们—也许是被普京镇住了—没人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和他争论：他们只是问一个（通常是温和的）问题，然后耐心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从来不敢继续提问或打断他的话，或指出他哪里错了。即使是号称“尖刻”的那些人提问时也都先说上一大堆奉承话。佩斯科夫私下告诉我，（明显喜欢和人争辩的）普京本人也因听不到论战式的提问而着急无奈。

　　普京好像也怀疑瓦尔代行动到底多么有效。2007年他第四次和俱乐部成员会见时，一上来就说了一番尖利刻薄的话，明显表示出他认为西方媒体是奉某种“指示”行事的：“近年来，我看出来欧洲和北美媒体的纪律非常严明。从你们发表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会议产生过任何明显的结果，虽然我相信你们对我国了解得更多了。如果你们能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你们的读者和观众，打破西方对我们的僵化印象，我们将很高兴。”

　　普京在第二任期的又一个发明是“民主与合作研究所”，它远比瓦尔代俱乐部更为有害（尽管实际效果不彰，但至少意图如此）。它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是今天俄罗斯最彻底的苏联式做法的复辟：这个智库的目的是要证明践踏人权和民主的是西方，不是俄罗斯。研究所的使命声明说，它希望“改善俄罗斯在美国的名声”并就美国民主提供“分析”。它的纽约分部主任是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此人虽然是亚美尼亚裔，却狂热支持俄罗斯所谓干涉邻国的权力；巴黎分部主任是娜塔莉娅·纳罗奇尼茨卡娅，她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极力为米洛舍维奇辩护。他们派到前线之前都在我这里接受过媒体培训。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西方完全不必害怕他们能破坏人们对西方民主的信念，但我敢肯定他们两人在美国和法国待遇优厚的闲散职位上都会乐不思蜀。

　　慕尼黑

　　2007年2月，克里姆林宫要我去德国。普京总统将在巴伐利亚州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他的新闻团队预计反响会非常强烈，想要人帮助安排普京演讲后由佩斯科夫接受各种采访。像通常一样，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演讲内容的细节。佩斯科夫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紧张又兴奋：“这活儿不好干！”他们说，“我们得确保记者明白演讲的意思。”他们大可不必担心：那是普京生涯中最直言不讳、最强硬的演讲。

　　贝尔里施尔霍夫酒店周围层层围满了保安人员，里面世界要人济济一堂—不仅有几十位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还有议会议员、政治家和名记者。谁也没有料到普京的讲话会如此强硬。据消息人士说，2007年初俄罗斯总统终于失去了对美国人的耐心。“够了，”他对助理们说，“我受够了！”他如此大发雷霆是因为华盛顿最近决定着手实施它在欧洲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它刚刚开始和波兰会商，打算在其领土上部署10枚拦截导弹，也在和捷克共和国谈判在那里建立一座最先进的导弹追踪雷达站。普京初任总统时，勉强默许了布什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定，但现在美国人想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俄罗斯坚信，美国此举将使俄罗斯的核威慑效力全失。

　　普京大步走进会议厅，他这次带来的可远不止通常他牢骚卡上的那些抱怨。演讲开始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警告下面的听众：

　　由于这样的会议安排，我不必过于彬彬有礼，不用说一些拐弯抹角、好听然而空洞的外交辞令。这种会议形式能使我对国际安全问题畅所欲言。如果我的话在同人们听来过于激烈、尖锐或不精确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生气，毕竟这只是一场会议。我希望我开始讲话两三分钟之后，特尔契克先生（主席）不要开亮那边的红灯。

　　普京对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说美国妄想统治世界，做世界“唯一的主人”，在听众中引起一片骚动。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任意地过分使用强力—使用军事力量，这正在把世界推向永久冲突的深渊。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找到对任何冲突的全面解决。政治解决也成为不可能。我们看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日益遭到蔑视。事实上，独立的法律规范越来越向一国的法律体系倾斜。一个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在所有意义上都越过了自己的国界。它强加给别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政策现在都显示出这一点。谁会喜欢这种情况呢？谁对此能感到高兴呢？

　　他说美国“意识形态僵化”、奉行“双重标准”。他指控美国对俄罗斯奢谈民主，自己却侵略别国、践踏国际法、挑起军备竞赛。他怀疑美国可能并未销毁按照不久前缔结的军控条约应该销毁的导弹，而是“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以备不时之需”。谈到布什总统的导弹防御计划时，普京谴责“外空军事化”并建议缔结一项规定此类武器为非法的条约。他把北约的扩张称为“挑衅”：

　　我们有权发问：扩张是针对谁的？华沙条约解散时我们的西方伙伴作的保证呢？今天那些宣言在哪里？人们已经全然忘怀了。但我却要提醒一下诸位它们是怎么说的。我想引用北约秘书长沃纳先生1990年5月17日的讲话：“我们不准备把北约部队派到德国领土以外，这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项坚定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如今到哪里去了？

　　普京警告说一道新的铁幕正降临在欧洲大地上。当他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样—也实现了制度转型，却没有得到一点承认时，语气愤懑不平：

　　柏林墙的石头和混凝土块早已成为纪念品，但我们不应忘记柏林墙的倒塌要归功于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我们的人民，俄罗斯人民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我们选择民主、自由、开放和与欧洲大家庭所有成员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现在有人企图把新的分裂线和分裂墙强加给我们。这些墙也许是虚拟的，但它们仍然把我们的大陆分成了两半。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坐在第一排，普京讲话期间他一直在纸上振笔疾书。他的助理丹·法塔和埃里克·艾德尔曼赶紧跑过来问听了刚才的讲话后是否要他们帮他重写他第二天早上的演讲。盖茨拿出他写的那张纸说：“看看，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法塔和艾德尔曼听他念了一遍，对视一眼，说：“太棒了！”

　　他们的上司回答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驯马大会。”7盖茨的经历和普京十分相似。他1966年进入中央情报局，老布什任总统时升任中情局局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言的第二天，他在讲话中作出和解的姿态，并提到了这段经历。

　　在座诸位中的许多人有外交或政治方面的背景，而我和昨天的第二位演讲人一样，背景完全不同，是干间谍出身的。我想大概老牌间谍都习惯有话直说。但是我受过再教育，当过4年半的大学校长，和教员打交道。近几年来不止一位大学校长在教员面前领教到，如果不客气点，就得走人。我们今天的世界比起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复杂得多。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和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携起手来予以应对。打过一场冷战已经足够了。

　　分析家德米特里·特列宁把普京的慕尼黑讲话描述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新阶段的开始。如果第一阶段是“同欧洲和美国和解”，第二阶段（伊拉克战争后）是“不结盟，但不愿与西方对抗”，那么慕尼黑会议之后的第三阶段就是“强迫建立伙伴关系”。特列宁写道：“普京列出了他要强迫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接受现状、平等相待、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合作。”8最后，特列宁写道：“强迫的伙伴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2008年和2009年初，俄罗斯开始和可能成为它伙伴的国家渐行渐远。

　　不过，在2007年慕尼黑讲话后的那几个月，普京确实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和美国人就导弹防御达成妥协。可能他希望他那篇讲话会对美国人造成震动，促使他们合作。双方离达成协议只差一步之遥，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一次，美国人和普京一样难辞其咎。

　　来自伊朗……或俄罗斯的威胁

　　乔治·W·布什从就任总统起，就坚持说计划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保护美国不受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的攻击。尽管它们尚未具备此种能力，但看来它们正在发展中程和远程导弹系统，有朝一日可能会打到美国。据说伊朗导弹的弹道将经过东欧上空，所以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欧洲部分就需要在捷克共和国建立雷达设施（以便在导弹发射后对其进行追踪）并在波兰部署拦截导弹（好把它们击落）。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接受这些计划。”9俄罗斯人的拒绝有几个理由：伊朗还没有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要防的远程导弹，很多年内都不会有；即使他们有，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不是拦截的最佳地点；最关键的是，捷克的雷达将能够侦察俄罗斯的设施，而波兰的导弹则会破坏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

　　此前，俄罗斯只是一味批评这些计划，却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办法。但2007年6月，普京前往德国海滨度假胜地海里根旦姆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带去了他自己的计划。除了峰会本身的事情以外，普京与布什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他有备而来，使美国人措手不及。此前一周内，他咨询了军事专家，头天晚上，普京在他的房间里画出了导弹弹道图，还记下了别的数据。现在他把这些往布什面前一摆，详细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计划完全不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助理说，普京解释了雷达应该安在哪里，为什么布什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被他的顾问误导了，以及为什么俄罗斯感觉受到威胁，等于“宣讲了一篇实实在在的论文”。10

　　据说布什看着他说：“噢，我看得出这对你们是件很严重的事。没人跟我说你们对这事这么认真。”

　　普京说：“我们想到这事连觉都睡不着！”

　　布什说：“好吧，作为朋友，我可以保证我们会研究你刚才说的那些。”

　　但是普京有一个新的具体建议，为的是打消美国的行动—同时也要试探一下这个系统是不是真像布什所说是针对伊朗，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他说：“你看，我昨天和阿塞拜疆的总统谈过了。我们在那里有一座雷达站，在一个叫加巴拉的地方。我愿意让你们用。那地方离伊朗更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合系统。你们用我们在阿塞拜疆的雷达，就不需要在捷克共和国设雷达了。”

　　普京是大棒和胡萝卜并用。峰会召开几天前，他曾凶狠地暗示美国人若是在东欧部署导弹拦截武器，那么俄罗斯作为报复只能把它的导弹再次瞄准欧洲。现在他却主动提出如果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他可以收回他的威胁：“这样我们即可不必改变立场，不必恢复我们导弹的瞄准目标。我国不需要在接近欧洲边界的地方部署导弹打击系统，美国也不需要在外空部署导弹打击系统。”

　　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个不可轻视的机会：普京首次主动提出如果让俄罗斯参与的话，他可以不再反对导弹防御。布什答应和他的军事顾问商量一下。

　　普京感到布什被他说动了，于是不到一个月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7月1日，他飞往美国缅因州肯尼邦克港与布什进行非正式会谈，地点是布什在沃克点的老家，位于一个伸进大西洋的小小半岛上。他和小布什以及他的父亲一起乘坐快艇在海上航行，和布什一家人享受有龙虾和剑鱼的晚餐，一起吃饭的还有两国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美方是康多莉扎·赖斯和斯蒂芬·哈德利，俄方是谢尔盖·拉夫罗夫和谢尔盖·普里霍季科。“气氛非常轻松怡人，”赖斯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坐在起居室轧光印花布面的沙发上，窗外就是大海。”11

　　第二天他们去钓鱼，普京又提出了新建议。他不仅让美国使用阿塞拜疆的加巴拉雷达站，而且说他会把雷达站更新换代。另外，他们将在俄罗斯南部的阿尔马维尔建立一座全新的雷达站，也可供美国人使用。他们可以建立共同导弹防御的联合预警系统，不仅有美俄两国参加，而且包括整个北约。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终于可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了。普京提出可以在莫斯科成立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建议在布鲁塞尔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中心。“这将是一个一整套的系统，全部实时运作。”普京接着说，“我们认为这样就无须在欧洲建立设施了—我指的是要在捷克共和国建立的设施和在波兰部署的导弹。”

　　布什对普京说的最后一点不能完全肯定，但觉得他的其他建议很有道理—尤其是普京似乎是把他关于导弹防御的具体建议放在了建立全新战略联盟的大背景中。后来拉夫罗夫回忆道：“普京强调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一起工作，这实际上就使我们成为了同盟。普京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

　　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正准备出去对媒体讲话，哈德利把布什总统拉到一边：“普京说得太好了，正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你觉得他会愿意公开那么说吗？”

　　布什回答：“我不知道。咱们去问问他。”他走到俄罗斯总统面前说，他觉得如果普京能在电视摄影机面前重复他刚才私下说过的话，那将会加快两国关系的进展。12

　　普京欣然同意。他对媒体说：“此种合作将为俄美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变。事实上，它将导致我们两国在安全领域逐渐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事情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美方尚未看到普京让他们使用的设施是什么样子。国防部门的新保守派对此深为怀疑，认为普京此举是一个花招，意在离间美国与波兰和捷克的关系。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艾德尔曼回忆说：“我怀疑这是否表示俄罗斯真的愿意在导弹防御方面和我们合作。我认为，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用毫无意义的讨论或其他问题拖住我们，防止我们在导弹防御上采取行动。”13

　　9月，导弹防御局局长帕特里克·奥雷利带领一组专家飞往阿塞拜疆视察加巴拉雷达站。他们看到的是一座苏联时期的老旧设施，条件不怎么样。新保守派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欣欣自得。据艾德尔曼说，“奥雷利说有这么一座雷达站，有一定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但它也相当老旧，需要大规模升级更新。将来若真让它发挥作用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力气。”

　　视察小组的结论是，普京提供的雷达只能帮助监视导弹攻击的威胁。但美国设想的是可以防御导弹攻击的系统—而那样的系统仍然需要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

　　美国政府内对俄比较友好的轴心接受了这种意见，但又不想扔掉普京伸出的橄榄枝；在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后，他们本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友好。赖斯和盖茨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单独见了一面。赖斯回忆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我们说得想办法把话挑明，把俄罗斯人排除在外，将雷达设施设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他们必然会感到恼怒，而我们得想办法化解。显然这方面问题很多。有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建立信心的措施？”

　　盖茨和赖斯反复地讨论各种想法，最终想出了一个大概可行的办法。10月他们前往莫斯科参加所谓“2+2”会谈—这是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谈：赖斯和盖茨对拉夫罗夫和谢尔久科夫。

　　10月12日星期五早上，他们驱车前往总统在诺沃奥加廖沃的官邸，走的是一年前赖斯去那场不欢而散的意外生日宴会所走的同一条路。普京想在“2+2”会谈开始之前接见他们—他的心情和一年前几乎同样糟糕。虽然他没有别的会见，但还是让美国人干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把两国代表团召集在桌旁坐下，在电视摄影机前再次向美国的计划开炮：“我只想说一点，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复杂的谈判进程正在进行的时候，执行你们原来和东欧国家达成的协议。要知道，我们可以决定有朝一日共同在月球上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但现在由于你们的计划，我们可能失去合作的机会。”

　　盖茨说普京质疑美国是否真正需要防御伊朗攻击的系统。“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画着伊朗导弹的射程弧线。他的意思是根据俄罗斯得到的情报，伊朗很多年内都制造不出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听到这里我说，‘那么你需要另换个新的情报部门。’”14

　　当时的新闻报道引用了普京讽刺地提到在月球上部署导弹的话，认为这证明会谈失败了。其实在幕后，盖茨和赖斯提出了一个俄罗斯人喜欢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为了弥合美俄之间关于伊朗是否构成威胁的意见分歧。拉夫罗夫记得：“他们说除非我们和他们一起确定威胁存在，否则美国不会启动他们的导弹防御系统。”15

　　据赖斯说，“盖茨说：比方说我们把弹坑挖好，然后一道对伊朗的威胁进行评估，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意图达成共识，否则我们不会实际开始部署拦截武器。”

　　盖茨又说：“反正导弹设施真正投入运转要几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等伊朗试验了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后再安装拦截武器。”

　　俄方对这项建议欣然接受，因为它至少起到了拖延的作用，但是它却丝毫没能打消他们坚定不移的想法，即美国的真正目标是他们，不是伊朗。此刻盖茨提出了一个建议—现在他苦笑着承认那个建议和国内鹰派的主张大相径庭。“我觉得我们在提高透明度、让他们了解情况方面大有可为。我们甚至可以让俄方派常驻人员，比如武器视察员。”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几分钟内就发展成让俄罗斯向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设立永久性的全天候军事存在。这使俄罗斯人大喜过望。他们的首席谈判代表阿纳托利·安托诺夫回忆说：“我们没有具体讨论人员住在哪里，由谁担负他们的费用这些技术细节……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16

　　盖茨回想起来仍然有些懊恼：“我谈到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我当场灵机一动想到的。如果我和赖斯没意见，为什么不试试看普京能不能同意呢？”

　　拉夫罗夫请美方把这些建议写成白纸黑字。可是，盖茨和赖斯带着他们临时提出的建议回到华盛顿时，用盖茨的话说，遭遇的是“震惊”。他们的想法要经过所谓的“机构间进程”，由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国防部、国务院、联邦安全会议—予以评估。情况很快表明，新保守派绝不肯让俄罗斯人24小时随时进入美国最尖端的设施。他们也和捷克和波兰方面进行了磋商，但此时磋商为时已晚，捷克和波兰均反应冷淡。盖茨微笑着含蓄地说：“机构间进程把我们的建议磨去了一些棱角，弄得不那么诱人了。”

　　按俄方的要求，美方把建议落实到了纸面上，但把“俄罗斯永久性的军事存在”改成建议俄罗斯使馆的武官可以偶尔访问捷克和波兰的设施。俄罗斯人对此予以轻蔑的拒绝。拉夫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11月接到了文件，原来的建议里面一条也没有。”

　　2008年3月举行了第二次“2+2”会谈，但气氛恶劣，一事无成。至此俄方已经清楚地看到布什政府将坚持原有的计划。几个月后，美国就与捷克和波兰签订了协议（尽管两国的公共舆论都反对）。普京又一次企图迫使美国考虑俄罗斯的意见，却又一次没有成功。

　　克里姆林宫学说

　　普京对外日益强硬时正值国内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期。2007年，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与克里姆林宫人员共事期间觉察到总统思谋自己的未来时，他的班子几乎陷于瘫痪。按照宪法，他不能第三次竞选连任，普京也几次三番地声明他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修改宪法。他的团队中许多人怂恿他修宪—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这是最受欢迎的办法，但普京想另找办法来继续发挥作用。

　　这位决心至少在形式上照章办事的专制者此时左右为难。他无意离开政治舞台：普京在多次谈话中都表明，他担心自己带领俄罗斯走上的道路仍然有可能被逆转；他不能充分信任任何人能像他自己那样坚决地扞卫这条道路；他也绝不信任老百姓通过民主选举一定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哪怕是只给他们两个“经批准的”候选人让他们二选一。他得想法子把一个他所信任的替身推上驾驶座—这个人既要延续他的政策，又不会对他在幕后大权独揽、做终极“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提出挑战。问题是，普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做得到。而且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选定合适的替身。

　　肯定不能用现任的总理。1999年叶利钦任命普京做总理是为了培养他做总统，而普京最近任命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做总理却是为了正好相反的原因—就是要一个毫无个性、没有野心、对他唯命是从的人做政府首脑。

　　有两个人最有可能入选：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自从2005年11月起一直担任第一副总理，被视为“自由派”，与强人集团没有明显的关系；而曾做过情报主管和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007年2月15日也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因此而引发人们猜测他是未来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这两人已经开始组建忠于自己的团队，包括新闻秘书，但最聪明的官员还是暂时不投靠任何一边。

　　结果，政府所有高级层面的人都缩手缩脚，不敢作长远决策，也拿不准支持哪个候选人。这种明显的犹豫踌躇从2007年年中一直延续到12月的议会大选，甚至到2008年3月28日总统大选之后。有将近1年的时间，强人的难题把国家弄得软弱无力、瞻前顾后。

　　有一点是清楚无误的：俄罗斯的老百姓—应该说任何不在最高权力圈内的人—对俄罗斯下一任总统由谁担任没有丝毫发言权。不过普京还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想出了办法。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在年初时一点主意也没有，其思路是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产生并逐渐演变明朗起来的。我常常问克里姆林宫的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点也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不是在撒谎，就连普京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状况造成了早已消亡的“克里姆林宫学说”的重起。过去研究这一学说都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仔细琢磨红场上政治局成员列队的照片，或计算《真理报》对那些崭露头角的苏联领导人的报道各有多少字。2007年1月梅德韦杰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了一篇相对开明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而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月陪同普京参加慕尼黑会议回来5天后就被晋升到和梅德韦杰夫一样的级别，这些都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

　　新的“克里姆林宫学家”，包括那些身在克里姆林宫内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的人，热烈地辩论这两位候选人孰优孰劣。梅德韦杰夫可能太倾向自由主义，或者太软弱（虽然普京就是想要这样的人，好对国外显示温和的形象）。伊万诺夫属于强人集团，自然和普京关系更近，过去几年提拔了那么多情报人员和军人……但话又说回来，可能他太强了，太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是个威胁。普京会不会让他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代表政府的不同侧面呢？还是说普京最终会改变规则，竞选第三任？

　　看起来伊万诺夫是培养对象，他更常在电视上露面，和普京一起旅行比较多，慷慨激昂地痛斥西方也像普京。民意调查如果可信的话，直到6月之前都显示梅德韦杰夫稍稍领先，但在6月的民调中，伊万诺夫领先了4个百分点。

　　突然，9月12日，普京导演了一场拙劣至极的政治剧。电视上，总理弗拉德科夫走进总统办公室，可以说他是要自废武功，且手法相当笨拙。“鉴于目前的政治进程，”弗拉德科夫嘟嘟囔囔地说，“我希望您能完全不受限制地作出决定和任命。所以我想主动空出总理的位置以便您按照您认为合适的方式组阁。”话说白了就是：显然下一位总统不是我，所以我干脆辞职让你任命你想要的人。（这里的假设是，普京将和叶利钦一样，把他的接班人任命为总理。）

　　普京假装他对此事无法置喙，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并立即任命了新总理。但普京任命的既不是梅德韦杰夫也不是伊万诺夫，而是他在圣彼得堡的老同事维克托·祖布科夫。他和弗拉德科夫一样沉闷乏味，但普京任总统期间，他几乎一直担任金融监管局这个权力巨大的反洗钱机构的领导，这使他得以掌握精英阶层的金融秘密。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但几天后，66岁的他就宣布他也许要参加总统竞选。

　　对此大吃一惊的不只是国外观察家。那天我刚巧在莫斯科同瓦尔代俱乐部那群人在一起。我们和伊万诺夫有约，而两个小时前，他刚刚得知这个消息，这说明他并不是内定的接班人。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从他的行为举止中看得出来，他和别人一样深为震惊。他的事业本来如日中天，却忽然跌了个嘴啃泥。他说普京根本没有和他讨论过这件事。

　　那么祖布科夫会是下一位总统吗？只有在普京遵循叶利钦先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普京要另辟蹊径。他和叶利钦不同，他不想任命一个接班人，然后体贴地淡出政治。两天后，普京宣布“至少有5个”合格的候选人。“克里姆林宫学家们”猜想他指的是祖布科夫、伊万诺夫、梅德韦杰夫，还有两个别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消息来源告诉我，这不单纯是为了迷惑评论家而抛出的烟幕弹：普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12月2日国家杜马选举后，普京才终于揭晓了他的选择。其实杜马选举的结果—他的统一俄罗斯党毫无悬念地获得了64%的选票—对他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他选定的人既不是祖布科夫，也不是人们压宝的伊万诺夫，而是本来在最后冲刺中似已落败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那又是一场安排好的貌似民主的表演。刚选入国家杜马的4个政党的领导人来找普京，提出梅德韦杰夫的名字。普京故作惊讶地转向恰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他们和你谈过吗？”

　　“是的，我们初步讨论过。”这位候选人答道。

　　“好吧，”普京只能同意，“既然代表俄罗斯社会4个不同阶层的4个政党都这么建议……我认识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7年多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密切合作，我举双手支持这个选择。”

　　第二天，梅德韦杰夫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任命普京为总理。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和权谋，前面的道路忽然豁然开朗。普京将继续维持他的政治生涯，他将（不动宪法的一字一句）把总理这个职位从弗拉德科夫和祖布科夫在任时清静的闲职变为俄罗斯真正的权力中心。

　　梅德韦杰夫虽然和普京出生于同一座城市，毕业于同一所法学院，但他比普京年轻13岁，背景也截然不同。他1965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7年大学毕业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力图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民主化的高潮时期。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揭露批判普京选择作为自己职业的克格勃。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真正的选举中，梅德韦杰夫效力于自由派改革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的法学教授之一）的竞选运动。索布恰克成为圣彼得堡市长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进入他的对外关系办公室工作—他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梅德韦杰夫追随普京到了莫斯科，1999年就任他的办公厅副主任并负责他2000年的竞选运动。普京当选总统后，任命梅德韦杰夫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总统办公厅主任。

　　普京之所以选中梅德韦杰夫而非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伊万诺夫，大概有几个原因：他没多少个人魅力，自己没有权力基础，比起和普京同属强人集团（可能会想要逐渐把普京挤开）的伊万诺夫来威胁更小，而且对一个矮个子来说相当重要的是—他比普京还要矮。总的来说，比起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不怒自威、曾把康多莉扎·赖斯一把抱起的伊万诺夫，他差得多了。还有一个好处是梅德韦杰夫有思想开明的名声，西方会愿意接受他，可能他可以起到避雷针的作用，暂时缓解普京的压力。今后4年普京要把梅德韦杰夫管紧，并至少保留他自己重返总统大位的可能性。

　　我们这些倒霉的克里姆林宫公关人员再一次眼看着给西方造成好印象的机会白白失去。两个候选人都是制度内的，对于如何管理经济各有一套意见，在他们中间二选一，这和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并无二致。然而俄罗斯人民却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普京的选择是唯一重要的选择。正如普京的朋友，不到1年前被任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丘洛夫所说，“丘洛夫的第一法则是普京永远正确”。

　　国家电视台对普京选中的候选人进行了密集报道，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3月2日的选举中理所当然地以70%的票数当选。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赢得近18%的选票，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得了9.5%的选票。“民主”反对派的候选人，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原已登记参选，但因后来受到指控说支持他参选的许多签名是伪造的而被取消参选资格。

　　选举结果宣布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身穿皮夹克、牛仔裤，一起走到红场上，梅德韦杰夫竭力模仿着普京大踏步的行姿。他们打断了在圣巴塞尔教堂前举行的摇滚音乐会，梅德韦杰夫作了简短讲话，申明他将继续沿着过去8年的道路走下去。当普京接过话筒赞扬他的爱将时，支持者人群的欢呼淹没了他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普京、普京、普京……”没人喊“梅德韦杰夫”。

　　选举结束了，梅德韦杰夫也于5月宣誓就职。但一个多月以后，依然一片混乱，官僚们都忙着争抢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位子。我在克里姆林宫新闻部所目睹的可能是整个政府情况的缩影：官员们费尽心机揣测真正的权力所在—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克里姆林宫，还是距离10分钟以外，莫斯科河畔普京总理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回想起来，那些去了“白宫”，希望从那里监管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的官员是聪明人。4月，佩斯科夫被普京任命为发言人后，带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参观了一圈作为告别。

　　“离开这里有什么感想？”

　　佩斯科夫摸着唇髭说：“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佩斯科夫的调动是普京为了保持对新总统的控制而作的一系列巧妙的人事安排的一部分。佩斯科夫把他长期的副手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带到了“白宫”做总理新闻办公室主任。在前几任总理手下，这个单位几乎没有事做。是佩斯科夫（而不是总统的新闻秘书）任命了由年轻的新人组成的总统新闻团队，并说明他们要听他指挥。普京过去的发言人和盟友格罗莫夫留在了克里姆林宫，被晋升为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办公厅副主任，这是公然企图维持对总统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梅德韦杰夫把他竞选时的新闻顾问纳塔利娅·季马科娃留下来做了新闻发言人。她不是佩斯科夫提拔起来的人，而是他的对手，很快她就开始拉拢佩斯科夫在总统新闻办公室安插的队伍。她忠心耿耿的对象不是总理，而是总统。不到一年，裂痕便清晰可见：梅德韦杰夫的团队很快感到他们应该忠于总统，而不是任命他们的人，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事。后来几年，我强烈感到这两个新闻办公室日益疏远，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计划。

　　知情人士告诉我，其他部门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在2010~2011年间，有两套官僚机构互相竞争，双方都知道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老板，因此都竭力确保自己老板的生存。这种情形是普京所始料未及的。

　　普京把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索比亚宁和影响力很大的经济学家伊戈尔·舒瓦洛夫从克里姆林宫带到了“白宫”。但他留下了一些他所信任的高级幕僚以确保在梅德韦杰夫治下的“延续性”。这些人里不仅有负责大众媒体的格罗莫夫，还有担任梅德韦杰夫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外交事务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和经济顾问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普京是想把政府的这两个分支紧紧绑在一起，同时确保他安插在克里姆林宫的人掌握大权。但事与愿违，那些人融入了他们的团队，专心为新主人服务。就连“理论家”苏尔科夫也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梅德韦杰夫的新举措，其中有些举措与他原来代表普京宣扬的观点截然相反。

　　普京总统的遗产

　　2008年2月8日，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普京作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等于是他对自己成就的评价。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坚称“我们作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然而他详细的阐述听起来却更像是愤愤不平地承认失败：“我们关闭了在古巴和越南的基地。得到的是什么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了新的美军基地。波兰成了新的第三个导弹防御区。”俄罗斯没能阻止美国“以它的导弹防御系统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此被迫制造“和别的国家同样，甚至更加先进的新型武器”作为回应。他像是坏了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声明：“不负责任地蛊惑人心，企图分裂社会，凭借外国援助和干涉在俄罗斯进行政治斗争，这些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

　　不过国内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他说俄罗斯现已成为世界上七大经济体之一。“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稳定。我们为今后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础。叶利钦时期富饶的俄罗斯一度沦为人民的困苦之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开始实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方案。我们不懈努力，创立了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金融集团和媒体大亨左右国家决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经济增长是7年来最快的。俄罗斯的外债减少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过去的两年是俄罗斯“真正的投资繁荣”期，人口出生率也在上升。

　　普京暗示说某些政治上的限制是有理由的。他说：“政党必须认识到它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对社会稳定肩负的巨大责任。把国家推到混乱的边缘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在微妙地提醒国人他向他们提出的—其实应该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似是而非、心照不宣的交易：为了不断增长的繁荣和稳定，必须限制政治自由。

　　反对派对他说的这两点一一予以驳斥：专制主义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并没有真正取得经济成功，因为早期的自由化改革已经完结。

　　2008年2月，普京的两个主要政敌，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发表了一份严词批评普京的报告。他们承认有些官方数据看上去不错：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贫困减少了，只有16%的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2000年有29%）；预算得到了平衡，黄金储备达到4 800亿美元，稳定基金则达到1 570亿美元。

　　但是……这些大部分都要归功于石油价格的飙升，叶利钦时代，石油每桶价格平均为16.7美元，而普京上台后涨到每桶40美元（现在则直逼100美元大关）。报告的作者写道，石油带来的大笔收入没有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行经济改革，“我们的军队、养老金体系、医疗保健和初级教育在普京任职期间都退步了”。17与此同时，腐败猖獗，到了“俄罗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重程度”，那些没有被普京赶到国外或投入监狱的寡头，牺牲国家利益，自己大发横财。他们说，从苏联解体的崩溃中恢复不是始于普京时代，而是在那之前，在叶利钦任总统的最后几年。普京推行的不是“专制现代化”（若果如此，理论上人们也许还可以原谅他统治下的一些反民主倾向），而是“没有现代化的专制主义”。开明的改革只进行了短短一段时间即告夭折，取而代之的是“对财产贪婪的再分配，把俄罗斯变成了警察国家”。

　　就在同时，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后来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和凯瑟琳·斯通纳－魏斯在《外交》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写道，虽然在普京治下国家财政增收，得以及时支付养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并增加在道路和教育上的开支，但总的来说国家的表现不佳：“在公共安全、保健、反腐和保障财产权等方面，俄罗斯人民今天的处境其实比10年前更差。”18安全这个“国家给人民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恶化了：普京治下恐怖袭击更加频繁；在车臣，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战争高得多，而且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还在扩大；谋杀案发案率在上升；俄罗斯每天大约有40人死于火灾—大约为西欧平均火灾死亡人数的10倍。医疗保健开支下降了，人口总数在减少，酒精消费大增，平均寿命也缩短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的安全和健康水平都出现了退步，”麦克福尔和斯通纳－魏斯写道，“同时俄罗斯在经济竞争力、经商环境、透明度和腐败方面的国际排名也有所下降。”腐败日益加剧，财产权受到破坏：国家一手操纵把尤斯科的资产贱价卖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也被迫把萨哈林2号项目的多数股权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年5月7日就任时，俄罗斯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有迹象表明他同意，或至少理解，对他前任执政记录的批评。他在竞选期间唯一一次讲话的经典语录是“自由比不自由好”，他在就职演讲中保证“实现对法律的真正尊重，克服法律虚无主义”。

　　在外交事务方面，梅德韦杰夫想迅速打开局面。他（和普京一样）就任后不久就匆匆赶往柏林发表演讲，希望这篇演讲能开辟新的天地。他慷慨激昂地呼吁缔结新的欧洲安全条约。显然（虽然他没有明说）这一新条约将取代所有现存的条约和结盟，使北约和欧安组织成为多余，当然，俄罗斯在新组织里将占据它应得的首席位置。他的建议基本上没人理睬，不仅仅是因为它过于草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实脱节：俄罗斯的行事方式仍然使许多人想起苏联。它与邻国打天然气战，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利特维年科的谋杀案不予追究，欺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没人想听这么一个国家就欧洲安全说教。我们凯旋公关提交了备忘录，解释说像这样的外交政策倡议要想得到别国的重视，必须伴以在国内推行自由化，让它成为“一揽子”的一部分。我们指出戈尔巴乔夫成功的原因：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在军备控制方面做出的姿态得到了重视，因为他开启了开放进程，释放了******。我们告诉克里姆林宫说，只要他们在国内民主上面开倒车，就没人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安全建议。

　　也许—希望如此—梅德韦杰夫总统真想在国内进行变革。但是，任何实现自由化的希望都会归于破灭，因为俄罗斯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后第一次和邻国发生了战争。普京和后来的梅德韦杰夫费尽力气地证明他们的国家摆脱了苏联的过去，已经变成真正可信任的欧洲民主国家，但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一下子让他们前功尽弃。关于“5天战争”之前的事态发展以及最终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各方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激烈的公关战更是进一步扰乱了视听—公关战中格鲁吉亚比俄罗斯灵活得多。下一章我将试着说明当时发生的事—但不敢妄称能提供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