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一切成功学都是伪科学：导演，没什么稀奇！

　　我做过四年编导，我的作品年年都获政府奖。特别是1994~1995年，对外部启动了大型系列节目《中国西部》，涉及9个省及自治区。我主动请缨，要去新疆。

　　长官同意了，但一开始只让我做主持人。吕主任说：“你一个学播音的，老不主持节目，一天到晚编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这职业，方方面面来讲都不差。”

　　我说：“吕主任，这回我不光编片子了，我要当导演！您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次机会。”

　　吕主任看我半天，“我凭什么信得过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着名导演——当年在广播学院开设第一期“电视电影导演培训班”，我是30名学生之一。“拍电视的拍不了电影，可是拍电影的拍起电视来，跟玩儿似的。”这是司徒老师的名言。

　　我从司徒老师的课上知道了什么叫“蒙太奇”，怎样通过这种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剪辑，在90分钟里实现长达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师告诉我：“导演，没什么稀奇！别被他们那些理论唬住了。摄像机的状态，不外乎“推拉摇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只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领悟力，就能成一个好导演。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好故事，你得会听，会选。”

　　司徒老师的导演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反复琢磨过很久。

　　谁比李咏更了解新疆？谁比李咏更熟悉新疆？谁比李咏更热爱新疆？没有第二人选。

　　图57：新疆，我们来了！

　　第一年，我的专题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当导演，做派很新鲜——先把摄影师发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觉，拍空镜头。我远程操控，在家撰稿，设计好素材，确定好主题，写分镜头本。11平米的小房间，梳妆台就是书桌，我趴在上面奋笔疾书，哈文没地儿呆，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一个月以后，对节目架构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摄制组其他人一同启程。

　　阔别多年，再回家乡，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时为何那么厌恶这里，想逃离这里。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杨树叶上泛着阳光。我突然吟起诗来，不知道是谁的诗。我的制片主任焦林走过来，坐在床边诧异地看着我，“李咏，你没问题吧？”

　　我也坐起来了，“没问题啊，怎么了？”

　　“你是在读诗吗？”

　　我又“咚”地躺倒，恢复刚才的姿势，“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今天什么都不想拍，就想躺在这儿读诗。”

　　我这人特形式主义。在北京时，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摄制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给组里每人买一件摄影背心，出门都必须穿上，这叫精神面貌。

　　去新疆，我不但带监视器，还要带“回放附加器”，一个跟DVD机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因为我拍的是宽银幕纪录片，监视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这头接摄像机，另一头接电视，问题就解决了。

　　往监视器前面一坐，动辄“重来”！这是我导演的派头。

　　我甚至动用了新疆军区的“黑鹰”，玩儿航拍。

　　2004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里旅游，突发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团向中国政府发出求救信息。新疆军区特级飞行员陈殿起受命紧急救援，架“黑鹰”克服恶劣天气，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断起飞，最后将日本游客救至喀什。

　　时间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这位英雄飞行员陈殿起驾驶“黑鹰”，带着我的摄像师，完成了半径800公里的航拍镜头——翻越天山。

　　图57a：天高地阔，信马由缰

　　我恐高。在乌鲁木齐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摊，旁边扯过把椅子来半躺半坐，仰面朝天，架着二郎腿，左手持对讲机，右手拿着一串羊腰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打啤酒。

　　“飞低点儿！再低点儿！听见没有？”

　　“别老在我眼前转悠，拍你该拍的镜头去！”

　　“看见我没？拿望远镜看！眼神儿差啊！”

　　我对着对讲机不停地指挥，言辞粗鲁，挺装。我觉得当导演，不厉害点儿不行。

　　周围老百姓不看飞机，全看我。大家伙心想，这小孩儿也就20岁出头，什么来头？还指挥飞机？

　　摆谱儿的事儿还不止这一桩呢。第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个会议，那个颁奖，都跑到新疆来办，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地州拍片，没有车了。我跟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阿卜都热西提关系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牛头越野车借给了我，后面跟着一辆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车。“公羊”现在不稀奇了，那会儿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辆。

　　天热路远，为了省油，车里不开空调，车窗大开。我光着膀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无不惊诧侧目，这小子谁呀？坐着自治区主席的车，竟敢不穿衣服，还听摇滚？

　　第一次当导演，我挺单纯，也不懂拉赞助，想要什么，就实打实地去跟人家交换。为了让摄制组哥儿几个过得舒服一点儿，我带他们住的是新疆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一，四星级，每人都是单间。伙食就比较凑合了，在房间里用电饭煲熬点儿羊排汤，撒上辣椒末，就着烧饼，就是一顿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吃的泡面吧。

　　毕竟年轻，苦中作乐，也挺开心。大家都拍我马屁：“跟你算跟对人了！”

　　他们不知道这福利是我怎么弄来的。我接连熬了好几个晚上，到一个小闭路电视台去给酒店做宣传片。我自己拍摄酒店的各项设施：客房、餐厅、酒廊、健身房、会议室……自己编辑、自己配乐，自己写解说词，自己配音。然后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地放。这就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换条件。

　　图58：重回家乡，她是那么美丽。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负。后来文艺中心主任张晓海打电话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镜头。我不认识他，傲慢且爱答不理地说：“先找我们领导签字，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工夫，我这儿正用着呢。”

　　我丝毫不觉得我应该恭维谁，或看谁脸色。我认为一切所得都是应得，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讲，他就相当于维吾尔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

　　他的着作《福乐智慧》，以13290行长诗表达了对社会、法制、伦理、道德、哲学等问题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流传。他将此作献给了当时喀喇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赐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称号，意为“特别御侍官”。

　　在一个距离喀什75公里、名叫阿图什的城市里，我的向导——喀什行署文化处处长——对我说起了这部传世之作，并告诉我圣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为所动。

　　我以CCTV的名义，向喀什行署提出口头请求，请协助我找到这位智者最后的长眠之处。

　　连续寻访了三个月之久，我终于在喀什市体育路十二小学找到了他的陵园。我又一次借CCTV之名，提交一份报告，请求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整修，供他灵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会看到修葺一新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园。他的名言都铭刻在四周墙壁上。我的镜头360度回转，以电影的拍摄手法拍下了这个场景，维吾尔语念诵的《福乐智慧》作为旁白。

　　作为新疆人，做了这样一件事，我想我对得起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