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
“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和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个钉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和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和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一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和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三春争及初春景明朝的皇帝风尘三侠(高阳)清朝的皇帝八大胡同买命玉垒浮云缇萦红顶商人胡雪岩恩怨江湖大浪淘沙李鸿章慈禧全传董小宛正德外记吕不韦丁香花粉墨春秋汪精卫大将曹彬状元娘子李鸿章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
“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和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个钉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和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和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一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和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