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增兵伊拉克 (7)

　　截至2008年夏季，增兵行动停止时，伊拉克流血冲突已经降低到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派系仇杀在2006年几乎将伊拉克彻底撕裂，此刻已减少了95%。马利基总理曾几乎是千夫所指，现在也已转型为自信的领导者。基地组织的实力在伊拉克受到严重削弱，并被边缘化。伊朗的恶意影响也已降低。伊拉克部队已准备好承担多数省份的安保职责。美军死亡人数在战争形势最糟糕的时期，每个月都能达到100人，在我总统任期快结束时，也已降到了个位数。尽管如此，每个死亡士兵，都在提醒我们战争的痛苦代价。

　　我最后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下届总统稳定伊拉克政策。2007年末，我们启动两项协议。一项是“驻军地位协议”（SOFA），联合国驻军授权于2008年年底失效后，此协议为美军继续驻守伊拉克提供法律依据。另外一项是“战略框架协议”（SFA），承诺两国长期保持外交、经济及安保合作。

　　敲定这两项协议耗费了数月时间。马利基还要处理政府不同派系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可能与伊朗有关系的人的反对。

　　在总统竞选活动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指责“驻军地位协议”令美军要常驻伊拉克，中央情报局也怀疑马利基会不会签署此协议。我直接问过马利基总理，他说尽管放心，他愿意签署“驻军地位协议”。他过去曾信守诺言，我相信他仍会说到做到。

　　马利基在谈判中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先让我方做出让步，然后转而提出更多要求。一方面，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令人沮丧。另一方面，伊拉克人民的做法，很像是民主独立国家的主人翁，看到这一点令我很振奋。

　　协议迟迟无法达成，我开始有些担心了。在一次每周例行电话会议中，我说：“马利基总理，我的任期仅剩下几个月了。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达成这些协议。如果你不想的话，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能看出，他对这番话有些猝不及防。我以此向他表示，差不多了，不要再讨价还价了。“我们会达成协议的，”他说，“我向你保证。”

　　11月，协议已基本达成。最终的分歧是，“驻军地位协议”是否要规定美军从伊拉克撤军。马利基说，如果协议中承诺在一个限定的日前将美军撤出伊拉克，对于他会有所帮助。我们的谈判人员最终同意，在协议中承诺于2011年底撤出美军。

　　几年来，我一直拒绝武断地设置撤兵时间表。对于这个日期，我仍然犹豫不决，但这次并不武断，因为这是两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政府所达成的协议。幸好还有彼得雷乌斯将军和雷·奥迪耶诺将军在，他们会负责协议的实施。如果事态发生变化，伊拉克还要求美军驻守的话，我们可以调整“驻军地位协议”，让美军继续驻扎伊拉克。

　　马利基总理的政治直觉是明智的。“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起初是为了确定美军驻伊问题，最终，它们为美军撤出伊拉克铺路。我们起初担心美国国会和伊拉克议会有反对呼声，但并未出现。我在2010年写作此书时，“驻军地位协议”仍在指导着驻伊美军的运作。

　　2008年12月13日，我乘坐“空军一号”第四次前往伊拉克，与马利基总理签署“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在飞机上，我想起前几次伊拉克之行，战争的轨迹历历在目。2003年我首访伊拉克，那是一次喜悦之行，当时是美国出兵伊拉克数月后，萨达姆被抓捕数周前；2006年我赴伊拉克会见马利基，那是一次忧心之行，当时派系流血冲突愈演愈烈，我们的战略山穷水尽。2007年9月赴伊，我对安巴尔省谨慎与乐观相互交织，那时大规模增兵战略似乎奏效，但美军仍旧面临严重的敌对势力。这是我最后一次赴伊，我们的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已有望创造持久成功。

　　飞机降落巴格达，我们乘直升机前往萨拉姆宫，6年前，这里属于萨达姆和他的残暴政权。我担任总统期间，参加过多次欢迎仪式，而这次，我与塔拉巴尼总统一同站在这个重获自由的广场，看着美国国旗升起，伊拉克国旗在一旁自由飘扬，听着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此情此景前所未有，令人万分感动。

　　我们从那里乘车前往首相官邸，马利基与我在那里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最后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场人山人海，听众异常拥挤。一批伊拉克记者坐在我的左前方，我的右手边是国外赶来的采访记者以及外国驻地记者。马利基正在征求第一个问题时，伊拉克媒体区的一名男子突然站起，厉声大喊了几句，似乎是阿拉伯语，但肯定不是在问问题。随后，他挥起胳膊，朝我的方向扔东西。扔什么？一只鞋？

　　这一幕以慢动作在我脑海中回放。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著名棒球选手特德·威廉斯，他说每当投球飞来时，他都能看清球身上的纹理。一只皮鞋向我飞旋而来，我似乎也看见了上面的花纹。我马上低头躲开。这家伙身手敏捷，说时迟那时快，他又扔来一只。这只飞得没上一只快，我轻轻把头转开，鞋子从我头上飞跃而过。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人群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在大叫，安保人员也在紧急行动。

　　我此刻的念头，与那时我在佛罗里达州的那间教室里一样，当时“9·11”袭击正在发生，我越慌乱、越不镇定，袭击者就越得逞。

　　我向我的特勤队长挥手示意，让他停下。我可不想让一群人簇拥着我离开记者招待会现场的画面被拍摄记录下来。我瞥了眼马利基，他看起来被吓到了。伊拉克记者们感觉很丢脸、很生气。有个人一边难过地摇头，一边道歉。我举手示意，叫大家都平静下来。

　　“你们想知道详情吗？他扔的鞋子是10码的。”我说道。扔鞋的家伙是想破坏这次活动，我把大事化小，这样他的目的就无法得逞。

　　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和马利基上楼用餐，代表们没有一同前往。马利基还在一直摇头，连连道歉。我把他和阿拉伯语翻译贾迈勒·希拉勒（Gamal Helal）单独叫到一边，告诉他不要担心。马利基总理振作了一下，要求在宴会前讲话。他声情并茂地发表了祝酒词，表示扔鞋行为并不代表他和伊拉克人民，还表示他的国家对美国充满无限感激。他说我们给予他们两次获得自由的机会，先是将他们从萨达姆政权中获得解放，然后是帮助他们从派系流血冲突和恐怖分子袭击中解放出来。

　　被一位记者扔了鞋，这算是我非同寻常的经历之一。但是，如果8年前有人说，美国总统能够与自由国度伊拉克的总理，在巴格达共进一餐，这话谁会相信呢？没人会信。就连记者招待会上飞鞋的一幕，都比这句话更加可信。

　　或许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会反思增兵伊拉克战略并给予定论：伊拉克解放后，流血冲突随之而来；但最终伊拉克民主诞生了；在此之间，增兵伊拉克是必经之路。那时候，人们坚信增兵行动似乎完完全全可以避免。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增兵伊拉克，国会也试图阻挠。但敌人仍执迷不悟地与我们战斗，打败了人们反对增兵的意志。

　　这场战争曾被广泛地认为败局已定，但最终以胜利收场，这要归功于英勇善战的士兵，归功于我们采取的新平叛战略，归功于平民与军队的通力合作，还要归功于我们给予伊拉克政治领袖们的大力支持。我期满卸任时，流血冲突已经大幅减少，经济和政治活动已经恢复。基地组织遭遇军事和意识形态之大败。2010年3月，伊拉克人在此参加投票。《新闻周刊》杂志封面新闻用了这一标题“终于胜利了：民主伊拉克现身”，这样的头条新闻在3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伊拉克仍旧面临诸多挑战，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但我们确定的是：正因为美国出兵伊拉克，并坚持不放弃伊拉克，那里的人民才有机会获得自由。走到这一步，我希望美国能继续支持这个年轻的民主政府。如果伊拉克还需要有美军驻守的话，我们应当满足他们。自由和平的伊拉克符合我们的重要战略利益，它将是我们在中东要塞的宝贵盟友、中东地区的稳定之源。对于其邻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改革人士，伊拉克也是一道希望之光。我们曾在德国、日本、韩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样，自由的伊拉克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加安全。

　　我一直在反思，我是否应该早一点下令增兵伊拉克。3年间，我们的出发点是，以政治进步来衡量成功。伊拉克总是适时取得巨大进展，似乎我们的战略是有效的。只是在2006年派系流血冲突爆发后，局势才更加清晰地说明，在取得政治进步之前，要先保证安全稳定。随后，我推进了增兵伊拉克战略，并以此凝聚政府共识。如果行动早了，可能就会产生分歧，并被国会反战批评人士利用，从而切断资金，导致增兵战略无法成功。

　　从伊拉克战争一开始，我的信念就是自由无界--中东的民主会促使那里更加和平。其间的确有事与愿违的时候，但我从未放弃这个真正的信念。我对士兵们也一直充满信念。他们总是自告奋勇、直面危险，这总是令我很震撼。2007年8月，我前往内华达州的里诺（Reno），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表讲话。随后，我会见了比尔·克雷索夫（Bill Krissoff）与克里斯蒂娜·克雷索夫（Christine Krissoff）夫妇，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基（Truckee）。他们的儿子，25岁的海军陆战队员内森·克雷索夫（Nathan Krissoff），在伊拉克献出了生命。他的兄弟奥斯汀（Austin）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也参加了会面。奥斯汀和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内森深爱自己的工作。然后比尔开口了。

　　“总统先生，我是整形外科医生，”他说，“为了纪念内森，我想加入海军医疗队。”

　　我很感动也很震惊。“你多大年纪？”我问道。

　　“我60岁。”他回答。

　　我61，所以60岁在我看来不算老。我看了看他的妻子，她点点头。比尔说他想退休，辞去加州的整形工作，但需要豁免年龄要求，才能符合海军规定。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说。

　　回到华盛顿，我在一次晨会后告诉彼得·佩斯这个故事。没过多久，克雷索夫医生的年龄豁免通过了。他参加了全面的战场医疗训练。我卸任不久之后，他被派遣到伊拉克，拯救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与奥斯汀并肩对敌。

　　“奥斯汀和我在伊拉克继续内森未完成的任务，”他写道，“我们在这里效力，以纪念内森。”2010年，我得知克雷索夫医生从伊拉克返回美国，然后又前往阿富汗。

　　在我担任总统期间，4229名美国士兵牺牲于伊拉克，内森·克雷索夫是其中一员，3万人因战争而受伤。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家人的悲恸，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于工作的自豪、他们给别人的鼓舞以及他们为世界做出的贡献。每个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人，都令我们的国家更为安全，他们让2500万伊拉克人有机会生活在自由之中，并且改变了中东人民子孙后代的方向。我们在伊拉克犯过错，但是这项事业永远正确。

　　为防止作弊，选举官员把每位选民的一根手指蘸上紫色墨水。

　　“伊玛目”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领导人，尤其常用来指领导穆斯林礼拜的人。但什叶派赋予该词不同的内涵，特指一种具有神秘性质的宗教领袖。--译者注

　　约翰·内格罗蓬特在我执政期间，四次接受我的任命，分别担任驻联合国大使、驻伊拉克大使、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以及副国务卿。

　　其中包括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前美国驻罗马尼亚大使J·D·克劳奇（J.D.Crouch），梅根·奧沙利文，退休海军上尉比尔?卢蒂（Bill Luti），美国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法律工作助手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已加入政府部门的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菲弗（Peter Feaver），上将凯文·伯格纳（Kevin Bergner）。

　　我方由赖斯、瑞安?克罗克、布雷特·麦格克和国务院顾问戴维?萨特菲尔德（David Satterfield）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