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自由议程 (1)

　　2005年1月20日正午将至，我步上就职典礼演讲台。站在国会大厦西侧，我放眼望去，40万群众遍布美国国家公园，他们身后的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和波托马克河对面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映入眼帘。

　　2005年总统就职典礼是我第三次瞻仰此景。1989年，我在此观看父亲宣誓就职，身为其子，我倍感骄傲。2001年，我迎着冰冷刺骨的冬雨，顶着选举争议的阴云，在此宣誓就任总统。沿台阶走下国会大厦，我得步步小心，那台阶比我想象中要窄得多。人声鼎沸、人潮涌动，面对此情此景，我要调整心绪，才能平静下来。我望着拥挤的人群，他们都穿着黑色和灰色的外套。此时雨雪交加，我担心，在这样的天气发表就职演说，会不会连演讲稿都难以看清。

　　4年之后的就职典礼，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色彩似乎更加斑斓，选举结果也明确无疑。我沿铺着蓝色地毯的台阶走向台上，人群中一张张面孔，都如此清晰。我看到了奥尼尔夫妇，他们旁边一大群人都来自得州米德兰。我向这对好友微笑致意，经他们介绍，我才认识了我身边这位好妻子劳拉。1977年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汉堡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一刻。

　　我在劳拉、芭芭拉和詹娜的前一排就座。我的母亲、父亲、劳拉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也坐在旁边。就职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请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走上演讲台。我与劳拉、芭芭拉、詹娜一起往前走。劳拉手持《圣经》，父亲和我都曾对着这本《圣经》宣誓。

　　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上面写道：“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将左手放在《圣经》上，举起右手，随着这位患病的首席大法官，说出35字的宣誓词。我说完“愿上帝助我”，礼炮鸣起21响。我拥抱劳拉和两个女儿，退后一步，沉浸于那特殊的时刻。

　　接下来是就是就职演说：

　　这是我们第二次相聚，此刻，我们的责任不取决于我的演讲，而是取决于我们所共同见证的历史。半个世纪来，美国一直对遥远边境严加把守，捍卫着我们的自由。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我们也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岁月，如释重负、休养生息。直到有一天，战火燃起。

　　我们已经发现自己的弱点，也找到了其根源。只要世界还有地方仍在遭受着仇恨与暴政的煎熬，只要那些地方的意识形态认同并滋生愤恨、放任杀戮，流血冲突就会愈加严重，最终变本加厉，导致巨大毁灭，甚至冲破我们严防的边界，对我们产生致命威胁。只有一种悠久的力量，可以冲破愤恨仇怒，将暴政打回原形，给正派和宽容之士以希望。这种力量就是人类的自由。

　　历史事件与常识引导我们做出结论：自由能否在我们的土地上生存，愈加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土地上生存。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于全世界自由的壮大。因此，支持各国各民族的民主运动和民主体制成长，最终消灭全世界所有暴政，是美国应当采取的政策。

　　“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制定了一项战略来保护美国，这项战略逐渐以“布什主义”而为人所知：第一，不区分恐怖分子与庇护他们的国家，两者都要记过。第二，在敌人攻击美国本土之前，就要在海外与其战斗。第三，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要迎面对抗。第四，推动自由与希望，以替代敌人充满压迫与恐惧的意识形态。

　　自由议程就是上述的第四点，其中既有理想成分，又有现实成分。理想成分在于，自由是万能的上帝赋予全人类的礼物。现实的成分在于，自由是保护美国长治久安的最可行方式。正如我在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上所说：“当前，美国最核心的利益与我们最深信的理念是一致的。”

　　自由的变革力量在韩国、德国和东欧等地都已获得证实。对我来说，自由之力量最生动的例证，就是当年我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间的关系。“9·11”恐怖袭击后，小泉纯一郎是最先向美国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多出乎意料啊260年前，我的父亲曾是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参与对日战争。小泉纯一郎的父亲曾在日本帝国政府任职。而今，他们的儿子们在携手合作，维护和平。“二战”之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位昔日之敌实行了有日本特色的民主，从而变成美国的盟友。

　　宣布自由议程只是一码事，将它实施是另一码事。在有些地方，比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我们特殊的责任是，让那些我们解放的人民，有机会建立自由社会。但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个别的，并不普遍。我明确表示，自由议程“并不是以军事任务为主”。我们可以支持新兴民主政府，如巴勒斯坦、黎巴嫩、格鲁吉亚、乌克兰，以此来推进自由。我们还可以鼓励那些遭受专制政权压迫的异见人士和民主改革人士，比如在伊朗、叙利亚、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地的这些人。此外，对于沙特阿拉伯、埃及、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我们还可以在拥护自由的同时，保持战略关系。

　　批评人士指出，自由议程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强制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方法。但是，自由议程不是美国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自由无法强加，只可选择。而每当人们有选择权时，都会选择自由。“二战”快结束时，世界上只有24个民主国家。到了我2001年就任总统时，全世界民主国家已达120个。

　　2004年选举后不久，我阅读了《论民主》（The Case for Demo0cracy）一书，作者是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这位异见人士曾在苏联的劳改营服刑9年。在书中，夏兰斯基描述道，听到罗纳德·里根等领袖人物满怀道义与启发的讲话，并为他们的自由而呼吁时，他和他的狱友都深受鼓舞。

　　书中有一段很值得回味，夏兰斯基写道，有一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将专制政府比做一个士兵，总是拿枪不放，一直指着囚犯。最终，士兵的胳膊累了，囚犯逃脱了。我认为，在专制者的胳膊上施加压力，是美国的责任。我把这个目标作为我对外政策的核心部分，这是我担任总统期间最重大的决定之一。

　　自由浪潮在20世纪下半叶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唯独绕过了一个地区：中东。

　　联合国2002年《阿拉伯社会发展报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显示了该地区的严峻状况：1\/3的人口是文盲，平均失业率达15%，能用上互联网的人不到1%，孕产妇死亡率比世界最落后国家还要高，人均经济产出微乎其微。

　　此报告的作者是一批重要的阿拉伯学者，他们将这些令人悲痛的结果归咎于三方面的不足：知识不足，女性权力不足，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自由不足。

　　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东地区的首要考量是稳定。我们的盟友都以反共为基础，这个战略在当时可行。但是表面的稳定之下，怨恨和愤怒滋生起来。许多人向激进派长老和清真寺寻求排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怖分子找到了充足的招募来源。于是，就有19个在中东出生的恐怖分子，出现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9·11”事件之后，我明白了我们所推动的稳定只是幻象而已。所以，自由议程针对的核心就是中东地区。

　　在我上任总统6个月之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戴维营举行的和平谈判破裂。克林顿总统通过不懈努力，让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共聚一堂。巴拉克大方出手，交出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大部分地区，这两个地区以巴勒斯坦人为主，以色列部队将其占据并圈定以色列定居点。然而，阿拉法特却令他失望了。

　　两个月后，2009年9月，和平协议失败，令人泄气，著名以色列领导人又参访了耶路撒冷圣殿山，此行动充满挑衅，导致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反以色列起义爆发。许多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依附于哈马斯，发动了一波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

　　克林顿总统主导的戴维营和谈失败，随后又发生流血冲突，对此我并无抱怨，我将过错归咎于阿拉法特。美国、欧洲和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的发展援助，而大部分资金都被转移到阿拉法特个人的银行账户中。《福布斯》杂志将他列入世界最富有的“国王、王后及君主”之首。然而，他的人民却仍然陷入贫困、绝望与极端主义。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明显对和平不感兴趣。

　　以色列人民以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采取的方式，来回应流血冲突的蔓延：他们选出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担任领导，他承诺保护人民。我在1998年与沙龙首次见面，当时我与劳拉随三位州长前往以色列，这次行程由共和党犹太人联盟赞助。

　　那是我第一次前往这块宗教圣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沙龙安排了直升机，让我们游览以色列，他时任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内阁的一名部长。沙龙强壮如牛，他曾任坦克指挥官7年，参加过以色列所有战争。直升机起飞后不久，他指着下方一片土地说：“我在那里打过仗。”他声音低沉、充满骄傲。直升机向约旦河西岸飞去，他指向一片被隔离开的房屋。“那是我建立的定居点。”他说。

　　沙龙认同“大以色列”政策，反对在领土上做出让步。每一寸土地，他都知根知底，似乎任何一块他都不愿归还。

　　“我们的领土在这儿只有6英里宽。”直升机飞到另一处时，沙龙说道。他指的是1976年划定的边界与海岸线间距离。“在加州，有的私人车道都比这个长。”我后来开玩笑说道。以色列面对满怀敌意之邻表现出的脆弱令我惊讶。1948年，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违背国务卿之意，承认了以色列。从那时起美国就是这个犹太教国家的挚友。通过此行，我相信美国有责任保持两国牢固关系。

　　两年多以后，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致电沙龙，祝贺他当选总理。“或许在多年之后，在我参与的多次战争之后，”他说道，“我们在这个地区将能够获得和平。”

　　2001年6月1日，在特拉维夫海豚馆夜总会，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21名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站、火车站和购物中心也受到了袭击。随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组织据点发动军事行动，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也在行动中丧生，其中包括5名步行上学的男孩。

　　两方的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都令我惊恐。不过，一方是巴勒斯坦人对无辜平民进行自杀式袭击，另一方是以色列实施军事行动以保护他们的人民，我不愿将这两方的道德混为一谈，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9·11”事件之后，我的关注点更加集中。如果美国有权力捍卫自己的安全，预防将来遭受攻击，其他民主国家也同样有这些权利。

　　我在担任总统第一年间，三次同阿拉法特会谈。他谦恭有礼，我也礼貌回敬。但我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他瓦解极端主义。“我知道这些问题对你和你的人民都很难办，”我于2001年2月对他说，“但是，缓和局势、解决分歧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此区域停止流血冲突。”

　　2002年1月，以色列海军在红海截获一艘船只，名为“卡林-A”号。船上装载着致命性武器。以色列方面认为，这艘船来自伊朗，开往巴勒斯坦城市加沙。阿拉法特去信辩解自己的无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承诺致力于和平进程，而走私军火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我方与以色列方面有证据显示，事实与巴勒斯坦领导人宣称的情况不符。阿拉法特向我撒了谎，我也不再相信他了。其实，我之后再也未与他交谈过。直到2002年春季，我发现，只要阿拉法特依然掌权，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那个难缠的家伙何时才离开拉马拉（Ramallah）？”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Abdullah）亲王问我。那时是2002年4月25日，显然，这位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对沙龙并不满意。

　　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军舰“昆西”号上，会见了沙特阿拉伯的开国元勋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自那时起，美国与沙特王国间的关系，就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这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拥有世界第五大石油储藏量，对穆斯林世界也有巨大的影响，还守护着麦加和麦地那的清真寺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