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亲王是阿卜杜勒·阿齐兹36个儿子之一。我曾邀请阿卜杜拉亲王，拜访我家在克劳福德的牧场，以增进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考虑到阿拉伯联盟峰会将于2002年3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阿卜杜拉亲王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宣布了一项新的和平计划。在他看来，以色列应当将领土归还给巴勒斯坦人，让他们建立独立国家，并承认以色列有权共存。尽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商讨，但我还是支持这个理念。
就在阿拉伯联盟峰会举行当晚，一名哈马斯自杀爆炸袭击者走进以色列城市内坦亚（Netanya）一家酒店餐厅，那里人潮涌动，正在庆祝犹太教逾越节。“突然间，那里成为地狱，”一位客人说道，“我嘴里全是烟尘，耳朵里嗡嗡鸣响。”这是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反以色列起义中最血腥的一次袭击，爆炸导致30名以色列人丧生，140人受伤。
作为回应，沙龙总理下令向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发动全面扫荡式进攻。以色列部队迅速抓捕数百名可疑武装人员，阿拉法特也在他拉马拉的办公室里投降。
沙龙宣布，他将建立安全屏障，在约旦河西岸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分割开来，这个隔离墙广受谴责。我希望它能给以色列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从而为安全做出艰难选择。
我私下敦促沙龙结束军事进攻，那样做会适得其反。阿拉法特在烛光下进行电视访谈，看起来像是一位博取同情的圣者。沙龙没有停下，稳步迈进。我在白宫玫瑰园发表了演讲，号召沙龙开始撤军。“适可而止吧。”我说。但是，沙龙不买账。
阿卜杜拉亲王到达我家的农场时，他的和平计划已被搁置。他对流血冲突非常生气，对沙龙十分愤怒，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也很失望。
阿卜杜拉亲王和蔼、谦逊，甚至有些腼腆。他从不喝酒，说话也很温和，每天要祈祷5次。我担任总统8年间，每次见他，他都穿着传统的长袍。
我们简单会谈之后，阿卜杜拉国王要求与他的外交部长和大使单独聊聊。几分钟过去之后，美国国务院的译员贾迈勒·希拉勒面带惊讶地走过来，“总统先生，”他说，“我看这几位沙特客人准备要走了。”
我很惊讶，我原以为会谈进展顺利。贾迈勒向我解释说，沙特方面希望我说服沙龙，从拉马拉撤军，否则阿卜杜拉亲王就会出手。刚刚他们坚持让我当场给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我可不能这样对待外交事务，我叫鲍威尔去会客厅看看情况如何。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间极其重要的相互关系即将严重破裂。
我和贾迈勒走进客厅，要求和亲王单独谈谈。在一份背景资料中，我读到过关于他的两则趣闻。首先，他是个虔诚的信徒。其次，他很爱他的农场。
“阿卜杜拉亲王殿下，”我说道，“我想与你聊聊信仰。”我谈了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信仰在我生活中的角色。我希望他也能聊聊他的信仰，可是他没心情与我分享。
我想再做最后一搏，于是说道：“在你离开之前，可否邀请你参观我的农场？”他点点头。几分钟后，阿卜杜拉亲王跨上一辆福特F-250型皮卡，那一刻他身上长袍飘逸。他和贾迈勒与我三人启程游览我的农场。我指着那些不同种类的阔叶树木给他看，还有劳拉栽种的本地草原青草以及吃草的牛群。他依然安静地坐着，我还是没什么进展。
之后，我们到达农场一处较远的地方。一只雌火鸡孤零零地站在道路中间，我停下卡车，那只火鸡还在那儿站着。
“那是什么？”阿卜杜拉亲王问道。
我告诉他那是一只火鸡。“本杰明·富兰克林对火鸡喜爱至极，他甚至想把火鸡当做美国的国鸟。”我说道。
突然，我感到亲王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我的兄弟，”他说道，“这是真主安拉在显灵，这是个好兆头。”
我不是很明白火鸡的意义，但是我感觉到紧张气氛消融了。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被告知我们可以吃午饭了，随行人员都很惊讶。第二天，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亲王殿下在休斯敦停留，并去拜访了他们。母亲说，他回忆起在克劳福德的经历，眼睛满是泪水，并说我们要共同前行。从那以后，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余下的日子里，我和这位即将成为国王的亲王之间，关系非常稳固。我以前在农场的那个地方从来没见过雌火鸡，从那以后也再没有见到过。
随着我对于中东混乱局势不断思索，我发现主要问题就在于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缺少自由。因为没有国家，巴勒斯坦人民在世界上缺乏合适的地位。未来一旦失去代言人，极端分子招募成员的时机就会成熟。由于没有合法民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致力于对抗恐怖活动，巴勒斯坦也没有可靠的伙伴与其一同推动和平。一个由民选官员所领导的民主巴勒斯坦国家，能够顺应民意、放弃恐怖、与以色列一共追求和平，我相信这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2002年春，那片宗教圣地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我确信我们需要将局势扭转。我计划在白宫玫瑰园发表一场重要演讲，勾勒出我的巴勒斯坦民主发展的蓝图。公开呼吁巴勒斯坦建国，并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我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总统。我希望，设定大胆的愿景，将帮助双方做出必要的艰难抉择，以获取和平。
这个想法最初在美国政府内部就一石激起千层浪。赖斯和史蒂夫支持这个想法，而迪克·切尼、唐·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都说，我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演讲。迪克·切尼和唐·拉姆斯菲尔德担心，在巴勒斯坦人举行反以色列起义的时候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无异于鼓励恐怖主义。鲍威尔则担心，号召巴勒斯坦选出新领袖可能会使阿拉法特蒙羞，并使谈判和解的机会变小。
我知道会有诸多风险，但是我相信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和新任巴勒斯坦领导人，是打造长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我的愿景是两个国家，互为近邻，和平共处。”2002年6月24日，我在白宫玫瑰园说道，“除非各方都与恐怖活动作战，否则和平根本无法实现。”我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举新的领导，这些领导决不能纵容恐怖活动。我呼吁他们以宽容和自由为基础，建立一个可行的民主政体。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美国和世界将积极为他们提供支持。
我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出新的领导层，这掀起巨大波澜，势头甚至盖过我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布什要求罢免阿拉法特。”有一则新闻头条这样写道。我发表演讲后不久，母亲打来电话。“你好吗？第一位犹太人的总统？”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似乎不认同我的政策。这意味着我父亲可能也不认同，那我就不惊讶了。在我眼中，阿拉法特是个失败的领导人，然而许多制定对外政策的人士却认为，阿拉法特代表着和平的最大希望。对母亲的玩笑话，我也一笑了之，但是我将她传达的信息牢记于心，我此举正遇到强烈的反对。
演讲第二天，我乘机前往加拿大卡那那斯基（Kananaskis），参加每年一度的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此次峰会本应关注对外援助，但是大家思考的，却都是我关于中东的演讲。第一天晨会前，我在健身馆遇到托尼·布莱尔。“你真是掀起了一阵大风大浪啊，乔治。”他笑着说。
其他领导人就不那么接受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与加拿大首相让·克雷蒂安（Jean Chrgtien）明确表示反对。阿拉法特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和平的象征，我反对他，也是在颠覆世人的看法。我告诉他们，阿拉法特绝不是一位可靠的和平伙伴，这一点我确定。
鲍威尔率先打造出一份详尽计划，推动我演讲中所呼吁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这份路线图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停止恐怖袭击、打击腐败、改革政体并组织民主选举。以色列从非法定居点撤军作为回应。第二阶段，双方将开始直接谈判，以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第三阶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如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权力与永久边界划分。阿拉伯国家应支持谈判，并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
在布莱尔的鼓励下，我决定于2003年春季宣布此路线图，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刚下台不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支持此计划。6月初，我在埃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会见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强调我的和平信念与努力，敦促他们也与和平进程保持步调一致。随后，我前往约旦亚喀巴，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举行会议。
由于近期的流血牺牲严重，我预计会议气氛会紧张一些。我没想到，大家都态度友善、心情放松。显然，经过以前的和平努力，许多领导对彼此已很熟悉。但我知道，仍有许多历史分歧需要解决。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司令穆罕默德·达赫兰（Mohammed Dahlan）就总喜欢向人提起，他是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
巴勒斯坦方面迈进了重要一步，任命了马哈茂德·阿巴斯为总理，代表他们参加峰会。阿巴斯为人友善，似乎对和平充满真心。他对自己有一些缺乏信心，因为他不是经由选举上任的，也因为他想努力走出阿拉法特的阴影。他说他愿意对付恐怖分子，但是，将承诺付诸实施之前，他需要资金与可靠的安全部队。
正式会议之后，我邀请沙龙和阿巴斯一起在草地上散步。
在一棵棕榈树下，我对他们说，我们曾经拥有获得和平的历史机遇。沙龙在亚喀巴以及之后在海尔兹利亚（Herzliya）的重要演讲中都已明确表示，他已经放弃“大以色列政策”，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色列不再掌控巴勒斯坦人，由巴勒斯坦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国家，这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在亚喀巴表示。阿巴斯宣布：“反以色列起义武装行动必须终止，我们一定会寻求和平途径，停止占领，结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的痛苦。”虽然任重而道远，但那是中东地区充满希望的一刻。
2004年4月，沙龙来到华盛顿，向我报告一项历史性决定：他计划从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北方部分地区撤军。他是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发起人，通知那些以色列家庭远离家园，对他来说一定万分痛苦。但是，他这项大刀阔斧的举动达成了两项重要目标：以色列占据加沙地带所需耗费巨大，此举使其解脱。另外，此地恢复由巴勒斯坦控制，也是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
我希望阿巴斯能够配合沙龙的艰难抉择，做出积极举措。但是，阿拉法特每次都要暗中破坏他的决定与计划，2003年9月，阿巴斯总理卸任。就在一年多之后，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1月，巴勒斯坦选民10年来首次参加投票选举。阿巴斯以终止流血冲突、重启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为基础，参与竞选，并以绝对多数票胜选。他推动建立民主制国家部门，并号召立法机构选举。
阿巴斯所在政党法塔赫，仍受阿拉法特时代腐败缠身。另一派就是哈马斯，其政治构架组织完善。可想而知，哈马斯如果胜利，会令以色列方面惊慌失措。
我支持选举，我们不能单单因为想要得到理想的选举结果，而对选举表现出认可。我知道这次选举只是迈向民主道路上的一步。无论谁胜选，都应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修路、建校、强化法律、推动公民社会构架。
如果他们做得好，就会再次胜选。如果做得不好，人民也有机会改变想法。无论结果如何，自由公平的选举才能体现真相。
2006年1月25日，事实真相是，巴勒斯坦人厌倦了法塔赫的控制，哈马斯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有些人将此结果诠释为和平倒退。我不敢那么肯定。哈马斯执政，是以廉洁政府和高效社会服务为基础，而不是与以色列打仗。
法塔赫的竞选活动很失败，使哈马斯从中得益。法塔赫经常有多位候选人竞选同一席位，这就分散了党内的票数。选举已清楚表明，法塔赫应当实行现代化政党改革了。选举同样也迫使哈马斯下定决心，他能否实现承诺，以合法政党治理国家，还是回归流血冲突？
2006年3月，选民为另一场选举前往投票站，这次是在以色列。两个月后，沙龙患上中风，身体衰弱。我曾一直想，如果沙龙继续担任总理，情况会怎样呢？他以安全保障为基础，让人感觉可靠，以色列人民信任他，我相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进程中，他会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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