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
当新政推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一种新的政治体制——预备立宪，登上了清末政治舞台。预备立宪是康有为等维新加上保皇派提出“君主立宪”的前身，而预备立宪也是康有为等人在日本推动形成的。
这源于一件事：小日本和俄国刚刚干了一仗，小日本把俄国干败了。究其原因是：小日本实行的是先进的君主立宪制，而俄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君主专制。
找到了小日本战胜大俄国的原因后，康有为等人就将君主立宪作为国家繁荣富强的证据，从而大造国际舆论，强烈攻击君主专制，坚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至此，康有为等人又从维新派和保皇派，演变成了立宪派。
康有为等人变化多端，我们只需记住他们这几个派别，只是一个班子和一套人马就行了。
在康有为等人大力宣传立宪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也加紧他们的革命活动。但这时的革命派和立宪派，闹得水火不相容。原因是革命派要革命，要推翻满清王朝乃至封建社会；而立宪派推行的是君主立宪，如果革命派把皇帝和皇权都推翻了，那他们就没有君主了，没有君主，又怎么立宪呢？因此，梁启超狠狠地说：“今者我党与清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听听这话，说得多狠。可见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立宪派和革命派殊死斗争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纷纷呼吁清政府改革政体，实行立宪。迫于种种压力，清政府只好接受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端方五位大臣，赴德国、日本等已经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考察政情。
虚晃一招
张之洞在思想深处也接受了君主立宪，他也派了四位属官跟随那位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又令幕僚郑孝胥出任上海预备立宪会会长。张之洞支持君主立宪，其实有他自己的目的：笼络立宪派，制止革命发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革命风暴和武装斗争越来越猛，越来越威胁到大清政权。作为朝廷柱石和封建卫道士，张之洞有责任和义务维系朝局。恰在这时，立宪派和革命派闹得你死我活，老谋深算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决定借助立宪派的力量，来抑制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
事实上，他做到了。原来，梁启超见张之洞和他们步调一致，政见相同，竟然抛弃多年的恩怨，在日本的报纸鼓吹和热捧：“南皮力挺立宪，这事一定能成功（以得其赞成为止）！”
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或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兵戎相见；或因步调一致，而握手言和，团结协作。但张之洞和梁启超之间，只有利用与被利用。梁启超等人又被张之洞利用了一把，他们和革命党闹得更凶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五大臣考察回国后密奏慈禧：要想不被革命党革了命，那就必须得立宪（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立宪不仅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定三大好处，还可以在实行年限上做点手脚，即以预备立宪的名义推行立宪，然后延长实行的年限。
慈禧听明白了：预备立宪，不是实际立宪。妙！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慈禧大喜过望。
七月十三日，慈禧正式下令预备立宪，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放政治烟幕弹：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为什么是预备立宪呢？朝廷和慈禧给出的解释是“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即先奠定立宪基础，发展数年具备一定规模后，待民心民意所向后，再实际立宪。
这显是朝廷和慈禧的忽悠之词，他们搞预备立宪，其实是为了平抑派系的反动和斗争，进而力挽王朝危局。但在形式上，朝廷和慈禧还是作出了改革部署：议改官制、制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等。
力阻集权
慈禧宣布预备立宪的第二天，就令奕劻、载泽、徐世昌等十多位朝臣，以及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疆臣，按照西方官制改革京官与地方官制。
京官改制的主要举措是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内阁相当于国务院，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内阁下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陆海军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11个部门，后来又增设资政院、审计院、军咨府，原都察院不变，原大理寺改为大理院。
陆海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和农工商业部是新设部门，这虽然是一种进步，却是皇族亲贵削弱地方督抚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参与改革的朝臣，大多数都是皇族亲贵。
清朝皇族亲贵，通常指的是满蒙亲贵。三百年来，他们一直安逸享乐，高高在上，他们习惯了这种封建贵族式生活。目睹世道变迁和社会发展，他们真想拖住时光的后腿，因为现实残酷无情，他们不愿面对现实，更不愿接受君主立宪。
然而，形势迫在眉睫，他们只好做垂死挣扎：假借改革官制之名，设立陆军部，夺取各省督抚军权；设立度支部，夺取各省督抚财政权；设立邮传部，夺取各省督抚交通指挥权；设立农工商部，夺取各省督抚实业权……
皇族亲贵不仅在改革京官中削弱地方官权力，还在改革地方官中进一步削弱其权力：各省设行政衙门，督抚总理政务，布政使、按察使协助；设高等审判厅，专管法律案件，做到行政、司法独立；督抚主管外务和军政，布政使主管民政和农工商，按察使主管司法等。
这样一改，地方督抚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而中央特别是皇族亲贵的权力大大加强。改革方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各省督抚的极力反对，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张之洞。
他在忧虑一件事：朝野上下对皇族亲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各派系力图推翻清政府，就是想推翻那些一直安逸享乐、高高在上的皇族亲贵。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其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和排满情绪，远比立宪派强烈得多，而且革命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而老练的政治家，他强烈地意识到，革命党将是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不幸的是，朝廷和慈禧非但毫无觉醒，反而加大了皇族亲贵在京官中的比例，至于地方官则基本上都是汉臣。在这种形势下，皇族亲贵竟要削弱汉族疆臣的权力，加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这简直就是逆天而行，大犯众怒。
张之洞担心此举会直接加速满清王朝的垮台，于是立场坚定地表示反对：“如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招乱亡！”
随后，他进一步解释自己反对的理由：“立宪本意在于纠专制之偏，如果能好好执行下去，肯定是有益无害，否则仍然无法摆平各派之乱，因此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比如让各省司法独立就不合中国情形，地方大权就该归于地方官，如果司法独立，那必将导致匪患无穷，法令不通。大家要是都乱起来了，朝廷也就束手无策了……”
慈禧听了他的这番言论后恍然大悟，随即赞赏：“老臣就是老臣，真不愧是老成之见。”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底，张之洞离京之前，就面奏慈禧：“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做到满汉平等，进而遏制各派之乱，可慈禧不以为然地说：“朝廷本无畛域之见，请不要妄加揣测。”
张之洞无语。但他在心里诅咒：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好，慈禧这一次听了张之洞的话，可为时已晚。因为各派之乱愈加激烈，清王朝气数已尽。
当然，张之洞反对改制京官和地方官，也不完全担心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同时他也有私心：唯恐在官制改革中失去权力。此时，他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他就失去了一切。
最终，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一致反对下，朝廷改制京官和地方官的措施后来也泡汤了。随之泡汤的还有预备立宪。
欺骗的代价
预备立宪令颁布后，各地纷纷建立了立宪会。在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也积极响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康有为将他的“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九月，梁启超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继续鼓吹“预备立宪”。
至此，立宪运动已进入高潮，但清政府依然坚持预备立宪。这令国内外立宪派非常不满，于是多次发起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清政府为了拉拢和摆平立宪派，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
这个大纲显然同君主专制没有什么区别，国内外的立宪派又闹将起来，但在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相继死去，年仅两岁的溥仪继位。
立宪派并没有因为溥仪年幼无知而放弃请愿。相反，他们的请愿势头更加猛烈。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将预备立宪期改为五年，并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成新内阁。而在新组成的13名内阁大臣中，汉族官僚只有4名，满蒙亲贵却占9名，比例严重失调。在这9名满蒙亲贵中，皇族亲贵又占了5名，因此被朝野讥为“皇族内阁”。
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从而达到皇族亲贵大肆集权、镇压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革命活动更加高涨。与此同时，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又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挽救危局，但为时太晚。三百年来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彻底推翻！
这，也许是欺骗的代价。
朝中无人，舍他其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预备立宪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时，慈禧深感身边无人。也就是说，没有得力的人，在身边协助她推行新政、维系朝局、力挽狂澜。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大清国势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国家对人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丧失殆尽，“同治中兴”那种人才济济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了。此时的局面是，人心背离，各自为政，天下非常乱套。另一方面，辅佐朝政的军机大臣，其能力和名望一代不如一代。
慈禧在戊戌政变后调整的几位军机大臣，至今也没剩下几个。
礼亲王世铎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另任宗人府宗令；刚毅因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主战，事后被慈禧当做替罪羊斩首；赵舒翘也因为主战，事后被慈禧赐死；裕禄在此战中兵败自杀身亡；荣禄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去世了；剩下的只有王文韶这个汉族军机大臣了。
但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又补充了几位军机大臣，他们是汉臣鹿传霖、瞿鸿禨、林绍年，满臣奕劻、荣庆、世续、铁良等人，其中奕劻是军机处领班大臣。
从满汉比例上看来，大致相当，但这几个人都挑不起大梁，汉臣王、鹿、瞿、林平庸无能，奕劻心术不正，世续和铁良等人都是新生代皇亲，排汉情绪非常强烈，根本不利于辅政。
危局需要拯救，朝局需要维系，而这几个人都不是治世能才，这可不行。如果不物色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入参军机，主持军政大务，那可真就国将不国、朝将不朝了。
值此危急时刻，慈禧想到了两个人：张之洞和袁世凯。是的，此时也只有这两个人，才能担当维系朝局、拯救朝廷的重任。因为在朝廷重臣中，李鸿章和刘坤一相继走了，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了。也只有让这两个汉臣入参军机，才能有效化解全国各派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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